去食堂看看。
到了一点五十分，兄妹二人一手提着菜篮子，里面装着两只铝制饭盒，上面蒙着一块白纱布，就出了家门。
快到食堂时，正好遇到田伟军带着弟弟从托儿所回来。见元元妹妹要去打饭，也想跟着一道去。田伟民想了一下，就点头答应了。
这一下，可就热闹了。
田家兄妹四个，一起浩浩荡荡地进了礼堂北面的廊道里，也就是打饭的地方。
先打菜，再打饭。
田伟民走到东边的打菜窗口，抬头看了看小黑板。只见上面用粉笔写着：“今天中午供应：炒西葫芦、烧茄子、炒土豆丝、烧豆腐”。
根据以往的经验，就选了一个烧茄子，一个炒土豆丝。
他一边报上菜名，一边递上两张贰分钱的菜票。田伟军赶紧打开饭盒盖子，把两只空饭盒搁在了窗口的木台子上。
食堂里的黄师傅，基本上都认得常来打菜的娃娃。
知道这个是田根宝家的老大和老二，本想习惯性地抖一抖勺子，可一抬眼，就看到一个齐眉短发的小姑娘正扒在窗口前，眼巴巴地盯着他手里的大勺子，似乎在扫描着什么？
哎哟，这就是那个捡来的女娃娃？
模样可真可爱。
黄师傅心里一喜，就把那个习惯性动作给省略了。
这一回，田伟民的两只饭盒，都打得满满的，比平时至少多了三分之一。
黎元元并不知道这是她的功劳，还想着食堂里打菜打得好满哦，下次是不是要端个盆子来？
田伟民喜滋滋的，赶紧盖上盖子，把两只饭盒放进篮子里，让伟军和伟波一边一个，提着把手。接着，又来到了西边的打饭窗口前。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面值500克的粗粮饭票，买了十个热乎乎的玉米面馒头，用纱布包好，放进篮子里。
饭菜都打好了。
田伟民和田伟军一边一个负责提篮子，元元和bō_bō在后面跟着，兄妹四人又浩浩荡荡地回家了。
一路上，遇到好几拨来食堂打饭的半大孩子，和田伟民大声地打着招呼，还热情地喊着“元元！元元！”
田伟民自然是得意洋洋。
一边大声地回应着，一边向妹妹介绍着那些娃娃的名字，都是谁谁谁家的，爸爸妈妈都是做什么的，老家是哪里的。
就在这短短的几分钟内，黎元元就听到了安徽、河南、山东、湖北、山西、甘肃等省的名字。
看来，连队里真是个大家庭啊！
职工们的老家哪里的都有，不过小孩子们都讲普通话，倒是听不出一点口音来。
*
回到家里，田伟民和田伟军一起用力，把篮子搁在了饭桌上。
然后，从口袋里掏出剩余的饭票、菜票，搁在五斗橱最下面的一只抽屉里。黎元元也跑了过去，伸头看了看。
原来，连队的饭票分为两种，一种是粗粮，一种是细粮，面值分别为50克、100克、200克、500克不等。
而菜票，大多是贰分、叁分、伍分、壹角不等。
这些饭票和菜票都是连队自制的。
用结实的牛皮纸做原料，耐磨耐用。票面的正面除了面值金额之外，还盖着一枚红色印章，上面印着“农耕师二团四营三连，食堂专用”的字样。
这就是传说中的饭票和菜票。
六七十年代，连队里是按照职工家庭户籍人口来供应口粮的。
普通职工每月口粮为30公斤（细粮20公斤，粗粮10公斤），大田班和开拖拉机加夜班的每月多5公斤细粮。
家里有户口的小孩，上学前每月口粮定量为15公斤，上学后为20公斤。一般七岁上学，连队和学校都卡得比较死。
当然，也有虚报年龄提前上学的。
这种情况一旦出现，都会被传得沸沸扬扬的，就好像做了多大的亏心事似的。其实，连队里是按照户籍年龄分配口粮的，未满七周岁的孩子，一公斤也没有多占。
每月，连队职工可以从财务室里购买饭票和菜票。其中，饭票是要从当月口粮标准中扣除的。相比较而言，职工领了粮食，自己在家里做饭会节省一些。
那些单职工家庭，家属大多没有户口，就很少去食堂打饭，大部分是领了粮食回家自己来做。有些家庭孩子多，还专门拿出一部分细粮，与那些口粮稍微宽裕一点的双职工兑换粗粮，这样1公斤细粮就能兑换到1.5公斤粗粮。
而外出或回内地探亲时，就需要用到粮票。
职工们一轮到探亲假，会提前去财务室换取全国粮票。财务室会从职工的口粮标准中，扣除所兑换的粮票数量。
全国粮票，在各地都能通用。
这在当时是非常珍贵的。职工们回到内地老家，能给家里留下几公斤全国粮票，会被家人感激好久的。
在这样一个凭票供应的年代，去外面的食堂或饭店吃饭，没有粮票，没人会卖给你。去国营粮店购买粮食，没有户口本和粮票也无法购买。即便去糕点铺子里，想买几包点心，没有粮票或副食票，也没人愿意卖给你。
而农场相对来说，口粮还算宽裕，平时稍微节省一点，一年下来就能从嘴边挤出几公斤粮票来。也因此吸引了更多的内地农民，跑到边疆来混口饭吃。
可惜，来得晚的已没了编制，只能在地方上或农场里打打短工。
与内地“论斤、论两”的计价方式不同，边疆地区是按照国际计量标准来计价的。直到后世，还一直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