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国人看来，军队属于政府领导，军队的参谋只是主官的幕僚。所谓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香。就是带了长，又能怎么样？但日本就和别人不一样，军队指挥政府，参谋指挥主官，少壮派军人习惯于下克上。这些毕业于陆军大学校的参谋们，把中国大地当成了他们建功立业的乐土，肆意妄为，掀起了一阵阵腥风血雨。
这个时候，日本政府内阁设有陆军省、海军省，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就是俗称的陆相、海相，都是有现役陆军、海军代表性将领担任。如果政府的决策不符合军方的利益，这两个人一辞职，只要军方不再派新的人选去担任陆相、海相，内阁自然就垮台了。因此，日本政府内阁是世界上最容易垮台的内阁。
日本军国主义鼻祖、日本侵略扩张的源头性人物山县有朋，就是沿着参谋总长——内务卿——参谋总长——首相——法务大臣——枢密院议长——首相的道路，最后集政、军、警、官的权力于一身。
在建成军国主义体系后，山下有朋提出了做“东洋霸主”的目标。
山县有朋死于1922年，生前除了是个军事官僚外，还做过日本政府第三届、第九届两任首相，炮制出台了臭名昭著的《治安警察法》，坏事做绝。他一生对日本最大的贡献，就是他的死。用自民党第二代总裁、日本首相、先总理周公恩来的朋友石桥谌山的话说，那就是“山县之死就是对社会的贡献”。
山下有朋死后，日本军国主义已经成型，他的徒子徒孙进一步完善了日本的大陆政策，将霸占朝鲜、攫取满蒙的目标逐一实现。这个时候的日本，已经陷入了对外扩张、惩膺支那的疯狂迷乱中。不要说是军部那些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了，就是普通百姓大多数也都疯狂了，他们期待天皇、军部、皇军勇士扩大侵略，为他们带来更大利益。如果还有人保持一丝清醒的话，那么他必将成为日本人眼中的绊脚石。
现在，日本人的目光饿狼一样，紧紧地盯住了华北。
该来的总是要来的。
日军继挑起华北事变后，没有停步，一方面加进拉拢分化宋哲元冀察政府，一方面积极备战。备战主角就是华北驻屯军。
到了1936年，日军少壮军官发动“二二六事件”，虽然很快被镇压下去了，但后果非常严重，它是日本近现代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这个事件一是诱发了日军的“肃军”运动，二是导致了广田毅内阁上台。广田毅干了两件事，一是在军部威迫下，恢复了已经废止的军部大臣现役制，二是与德国签订了“德日共同防共协定”。虽然这个协定是日本驻德武官大岛浩少将背着政府搞的，等外务省知道已经过去半年多了。历史上，战后作为文官的广田毅之所以被列为甲级战犯处以绞刑，就是因为他干的这两场事情的后果就是战争。“从二二六事件”开始，政党政治彻底退出日本政治舞台，政府沦为军部的一件工具。军部带领日本全力以赴冲上了侵略战争的不归路。
华北驻屯军，原来叫“清国驻屯军”，因司令部设在天津海光寺，又叫天津驻屯军，是日本在义和团起义后根据《辛丑条约》，在中国的驻军。兵营分别设在海光寺和北平东交民巷，兵力部署于北京、天津、塘沽、秦皇岛、山海关等地。这支部队在平津地区干了许多坏事，济南惨案、华北事变都有他们的黑手留下的印迹。
1936年4月17日，日本内阁悍然决定向华北增兵，将华北驻屯军原来的1700余人增至5700余人。据上海《申报》调查，日军实际增兵人数超过1.4万人。裕仁天皇亲自任命原第一师团师团长田代皖一郎中将为司令官，桥本群少将为参谋长，河边正三少将任驻屯军新设置的步兵旅团旅团长，陆大29期毕业、后世历史上在日本成了“不要脸”代名词的牟田口廉也大佐，由参谋本部庶务科长转任华北驻屯军步兵旅团第一联队联队长。
牟田口廉也大佐上任后，就来了一个“第二次丰台事件”，时间是1936年9月8日，威逼宋哲元交出了丰台。尝到了甜头的牟田口廉也以及他的上司们一发而不可收，随时准备策划更大的事变，攫取更大的利益。
到了1936年11月份，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大佐勾结德王，企图策划成立内蒙国，结果由日本特务任顾问的德王伪军在绥远百灵庙被傅作义将军打的大败。这个事情让日军那些蓄意挑起事端的家伙认识到，中国的将军并不是人人都是张学良，单靠扶持傀儡是不行的。另外，随着国共谈判和两广事变的解决，中国有可能出现团结抗日局面，这是日本人绝不愿意看到的。华北驻屯军这些魔鬼们不由自主地就加快了行动步伐。
于是，到1937年入夏后，日军经常在平津地区进行演习，企图挑起事端。平津地区已经是一堆泼了油的干柴，一点火星就可能燃起冲天大火。
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最近身体不好，心脏病让他备受折磨，几乎不能正常工作。
知道司令官有病，牟田口廉也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当然，牟田口廉也急的不是田代皖一郎的病，而是什么时候才能建功立业。当初，石原、土肥原、板垣几个策划了九一八事变，马上就成了军中明星，职务、军衔、爵位，什么都有了。那可是青史留名啊！怎么样才能象石原、土肥原、板垣他们那样，一鸣惊人、一飞冲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