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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在广州的蒋大力果然是信人，很快，钱就到了侯卫东帐上，而且，不是二万，是三万。
蒋大力说得很直白:他的主要工作就是每天都在酒吧等娱乐场所泡着，专门陪医院的头头脑脑们花天酒地，除了毒品不沾，吃、喝、嫖、赌四毒俱全，赚钱快，花得更快，这三万对他来说算不得什么，就算是支持好兄弟创业。
而对于侯卫东来说，这三万是真正的雪中送炭，三万元在手，他大的松了一口气，不过，侯卫东并没有一下就把这三万元拿出来，英刚石场毕竟是合伙企业，他和曾宪刚的权利和义务是相等的，按照侯卫东的想法，两人利润平分，曾宪刚也必须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不能因为困难就减少责任。
这可能也是学法律带来的细致和冷冰冰吧。
侯卫东实事求是把镇里面的情况给曾宪刚说了一遍，道：“我没有贷到款，回家又借了一万，家里也没有钱了，你还是要想办法，基金会的宗旨就是服务当地村民，你直接去找粟镇长，请他出面帮你贷款。”
曾宪刚原本指望着侯卫东再找两万元来支撑局面。没有想到他空手而回，前期投入了这么多，他已经没有退路了。咬了咬牙，道:“为了开矿，戒已经把所有家产全部搭进去了，现在只有拼了，我和黄站长有些交情，我直接去找他。”
他是第一次办企业，一下子投入这么多，心里实在没有底，但是他相信侯卫东一定能想着办法把石场搞活，也就孤注一掷了。
曾宪刚找黄站长贷款，尽管是熟人，前前后后还是花了一个星期，侯卫东还特意借了五百块钱给困窘的曾宪刚，让他请客吃饭。最后，贷下来一万元，实际拿到手的只有九千，另外一千元就给黄站长作了回扣。
贷一万元。黄站长居然敢吃一千的回扣，这大大地让侯卫东开了眼，他也就明白了为什么二姐侯小英对于贷款信心十足，同时明白了为什么同是机关工作人员，大部分工作人员只能穿六七十元一双的皮鞋，而基金会的人就能穿三百元的皮鞋。
同一个镇政府，同一座小楼，里面的人却过着不同的日子。有句老话叫做革命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侯卫东读大学时还信了三分，如今活生生的现实让他清醒的认识到：正是因为分工不同，才产生了高低贵贱之分。
在侯卫东的坚持下，石场按时发放了二十三名村民的工资，准时得到工资，让村民喜出望外，杂交水稻推广以后，农村基本不缺粮食，就是缺现金，虽然每月只有四百五十元工资，对于一个农村家庭来说，也是一笔数目可观的收入，有一家夫妻俩同时在石场上班，一下就拿到了九百元钱。小两口很高兴，就去买了一个猪头。在自家的池搪里打了几条鱼，就在石场煮了，请侯卫东和曾宪刚喝酒。
石场的坝子，曾宪刚的妹夫搬了两张大方桌，二十多人围在一起，吃肉喝酒，气氛极为热烈，看着拿了钱的村民高兴的样子，侯卫东也到了丝丝满足。
能够解决村民的困难，给村民带来欢乐，也是一件愉悦的事情。
等到交通局工程队进场以后，英刚石场备料已达了七千多方，工程队的项目径理梁必发原本不情愿来修上青林公路，这种小工程既麻烦又没有多大搞头，只是当作政治任务这才带队上山，可是到了现场，现场条件出乎他的预料：
一是上青林公路毛坯拉得极好，只比正规施工队略逊一筹，农村基本上没有施工仪器，能做到这一步，实在难能可贵：
二是看到备料充分，片石、碎石雄成了小山，这就意味着施工进度就可以加快：
三是片石、碎石质量上乘，而且基本合乎规格，用起来很顺手。
现场条件不错，意味着工程能很快完工，梁必发这才露出笑容。
梁必发父亲是山东人，也是刘邓大军西南服务团的一员，解放后，就留在了益杨，当了益杨县副县长，梁必发身上也有山东大汉的特点，身材高大，体形魁梧．又喜欢穿一件牛仔服上衣，说话直来直去，很对侯卫东的脾气。
每天上了工地，侯卫东就专门给他泡一大杯益杨茶，然后，有事无事陪着他在工地上四处地走，侯卫东对于公路的每一段都熟悉，梁必发有问，他一般都能脱口而出。
施工很顺利，五月初工程就结束了。
当施工结束的时候，侯卫东和梁必发已搞得像兄弟一样，连工程队的人都戏称侯卫东是“侯副经理”。
五月十五日，据说这是一个黄道吉日，上青林通车典礼正式举行。侯卫东工作组副组长的职务被免去了，但是上青林修路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这个职务并没有被免去，在镇长秦飞跃的坚持之下，办公室杨凤还是通知他参加了剪彩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