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与鄂州防戍区一江之隔的淮南，黄州境内的湖口镇中，已然插上了太平军特有的青色鲲鹏旗。就在镇口边上的关市小署内，成婚后将近两年多的于九郎，也在愁眉不展的看着案子上的单薄文书。
如今他已经是一名“三支队”之一的普查队代表；乃至与另外两位分别来自探报队和工作队的代表，正好能够组成一个乡村地方处理意见的最基本合议小组。足以决定和处置相关肃正乡里的大多数事情了。
如今的“三支队”分工配合和业务运作已然是日臻成熟了。通常情况下由探报队以货郎、商贩、行旅等身份为掩护，或者干脆一装成逃难过境的流民，暗中查访当地的衣冠、形势户和收集相应蛛丝马迹的问罪线索。
而普查队负责公开活动，通过宣传太平军的主张和新规矩、发动和召集地方穷苦百姓，对于那些土豪乡绅及其为虎作伥的帮凶、走狗、爪牙等欺压不法之事，进行更进一步的采证和甄别。
而工作队则是负责在最后阶段的暴力手段和强制措施的执行工作。比如组织对相应的目标进行抄家和人身监禁，组织乡里赈济和浮财分配的善后处理，乃至于前两者组成临时合议小组，对一些罪大恶极的目标公审和就地裁定。
事实上，淮南地方上经过这么多年的动乱纷争，能够善存下来的地方豪姓、大族，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或是等闲的货色，他们往往在对内极度压榨和煎迫之能，对外抱团自保的基础上，拥有规模不等的乡里武装。
这时候，就轮到来自新占领地方驻军所派出打击队的武力支持了。这些打击队少则百人，多者数百，按照镇压地方的配置进行了强化和编成，不但有足够数量车马和布阵器械，还能依靠携行的火器进行攻坚。
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更换配备和人员，转换成便于山地活动的轻装山兵或是利于水泽中行事的舟师，一边后续打击潜在残敌和就地进行剿匪的配套需求。但是一贯配合默契而成功联手运作、执行过多桩案例的他们，却在这里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情。
湖口镇内这位退养居家多年的老乡宦，在地方风评居然是众口一词一边倒得好，普查队的调查和走访并没有找到多少预期中的罪证，反而是明里暗中的冒出不少乡人百姓来为之求情和说好话，就连那些看起来最受欺负的孤寡贫弱之家也不例外。
然而，有时候这种乡愿和民贼也就是一线之差而已。要是别的地方缺少证据也就罢了，光凭一些口供和间接证明，虽然不能直接就地判处死刑和抄家，但是暨此举家流放到江南的编管地去还是不成问题的。太平军也并不是没有权宜从事之下的容错余地。
但是对方，居然自称是陆（龟蒙）左判的故旧和友人，并且还是分配和的拿出相应往来的书信作为证明，这就有些麻烦了。再加上如今太平军对于相应基层工作越发细化和规范，要求尽量避免没有过硬理由的“不教而诛”。
而要知道人称“甫里先生”的陆龟蒙身为当代公认的农学大家，不但贵为大都督下的仓曹左判，也是农林系统和各级屯田部门当中，公认颇具影响和号召力的领头人物。如果真要过问起来，他们这些底层人员是无法担待的。
而派来协助和支持他们工作的驻军联络员，也不可能在一个地方待上太久而需要轮换期限的。所以他们必须在特定时限内有所调查结果，或是给出一个基本处置意见；才能方便清田测界、编户齐民、组织营屯等后续工作的及时开展和布置。
毕竟，经过当初那阵因为一份关于“三支队”各种过激行动和弊端的秘密报告，而引发镇反会内外大整顿的风波之后。虽然没有怎么撤销和缩减相应“三支队”的基本配置和权柄，但也进一步完善的各种条规和行事准则，细化规范了更多可能遇到的实际问题和对策，以及相应解决流程和周期上的步骤和弹性边际。
毕竟“三支队”在前期工作当中其实掌握了相当部分，带有明显利益趋向的权宜处分权。比如在抄家过程当中虽然有专门的司库清点和记录，也有来自供销社的主计进行相应的价值评估；但是在事后浮财分配当中多一点、少一点；给谁优先一些，谁是值得发展的积极分子和潜在基干户；乃至后续村庄自管的领头人推举，都可以形成影响和倾向的。
又比如，镇反条例当中严格禁止他们直接取用地方人士提供的饮食和服侍人手；而尽量以携带物资或是就地取材自给自足。因为在例行的内部通告上就有好些血粼粼的教训：在当初“三支队”开展的工作当中，就不止一次有人懈怠和放松紧惕，而吃了地方人士送来的饭食、酒水。
结果就是被人下了药而毒发身亡，或是放倒在地而失去自保能力，就此成为地方潜在暴乱分子的俘虏，或是被当场残杀掉以为报复。或又是心安理得的接受了地方派来的人手服侍，结果时候变成里应外合进行通风报信、扯后腿，乃至破坏和捣乱的隐患。
还有的人放松了自律和警惕性，心安理得的住进了被针对的潜在工作对象家中。然后难以避免被对方用富贵安逸手段进行耳濡目染的拉拢和腐蚀，或又是受不住对方安排的诱惑而与两家女子发生关系。进而落下诸多把柄不得不勾连一气代为张目和蒙混过关，而给太平军的后续工作带来各种损失和隐患不断。
当然了，也有人被这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