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士英道：“李定国就算再有本事，可那也是叛军出身，虽说如今在永历朝旗下，可谁都明白，王自入黔，无尺土一民，永历朝无非是大西军孙可望掌握的傀儡，特别是孙可望杀了十多个永历朝臣之后……王爷，孙可望已现异心，若李定国相从，那么，日后西南半壁，咱们得花多少的代价也未必控制得了啊！”
吴争神色变得阴沉起来，马士英虽说是小人，可是个真小人，这话如同先小人后君子是一个道理，他做为幕僚是尽职的。
吴争相信李定国，但那是根据历史。
张献忠临死前对四养子嘱托，“明朝三百年正统，未必遽绝，亦天意也。我死，尔急归明，毋为不义。”
杀父之仇、民族之恨，不共戴天，这句话让李定国放下十多年来对明朝的仇恨，以大局为重，联合永历抗清，为此，他与他十多年的义兄弟孙可望刀兵相见，直至最后含恨而亡。
可眼下许多事都变了，譬如因江南北伐军的牵制，清廷对西南的围剿烈度，已经没有那么大。大西军有了从容在云南、贵州扎根的空间，如果大西军真的负守一隅，那么就象马士英说的，日后想要打进去，得死多少人？
李定国与孙可望的内讧，还会照常发生吗？
李定国的选择……会随之改变吗？
吴争确实有些担忧起来。
……。
然而，这时一桩古怪的民事纠纷案，分散了吴争的精力。
按理说，民事案惊动不了吴争。
一个执掌十一府之地生杀大权的大将军，哪有这份闲心，去理会一桩普通的民事纠纷案？
如果真要等惊动了吴争，那么，底下各级官府，就有问题了。
吴争该收拾大将军府衙门，然后一级一级地往下，府衙、县衙、里邻。
可这事就这么，堂而皇之地放到了吴争面前，不显一丝违和。
案子是张煌言亲自递上来的。
张煌言是个正直之人。
正直之人，都可欺之以方。
张煌言是真没办法了，不得不求助于吴争。
事情是这样的，五月至六月时发生的那场与清军的大战，应天府差点失守，同时京城和京畿周边因户部钱庄弊案，发生大规模的民乱。
朝廷十数名大臣突然失踪，其中包括了钱谦益，当然后来证实，钱谦益是叛逃去了顺天府。
按律，象这样的叛逃，必祸及家人。
可问题是，钱谦益的原籍在苏州府常熟县，也就是京畿并不包括苏州府。
苏州府原本是兴国公王之仁的辖地之一，因王之仁被朱慈烺压制，向朝廷返还了大半辖地，以换取朱慈烺对他的容忍，可苏州府却不在返还之列。
因为早年吴争在与莫执念筹建莫家钱庄时，王之仁是在莫家钱庄中占有一成干股的，吴争以股份来换取王之仁，对莫家钱庄在他辖地开设的自由。
所以，一旦苏州府返还给朝廷，那么势必造成王之仁手中的一成干股易手。
而王之仁当时已经无法从朝廷得到全额军费，唯有依仗这一成干股的分红来养军，自然是不肯交出去的。
所以，在王之仁殉国后，不管是朝廷还是吴争，都对此忌讳莫深。
谁都不愿意提及此事。
原因是，朝廷想将这一成干股占为己有，由此可以转化成汉明银行的股份，按比例，大概可换成半成汉明银行股份，这可是一笔巨资产。
但这事吴争肯定不会轻易答应，吴争想要把这份干股转入王一林的名下。
吴争的理由很强大，王之仁为国捐躯，他的私人财产，自然是由他的家人继承，朝廷岂可染指？
但吴争也无法硬来，毕竟苏州府不是在自己名下，而是朝廷名下。
这么一来，苏州府就成了一个“权力的胶着地”。
简单地说，衙门流官朝廷派，但江南商会在苏州府的话语权，盖过了衙门。
所以，这么一来，许多事如果按律就行不通了。
譬如钱谦益叛逃，原本钱谦益在苏州府常熟县的一应家业都得抄没并没籍，同时牵连钱家三代族人。
可此时，钱家根本没有被严惩，因为朝廷根本没有下过查办的命令。
朝廷在想，如果命令下到了苏州府不被执行，那朝廷的颜面就丢大发了，因为明朝地方乡绅的权力是很大的，一个家族对族内之人，除了刑事案之外，有着说一不二的权力。
简单地说，除非是刑事案，一般纠纷都可在族内解决，不需要麻烦官府。
这就造成了一个大的家族，都有抗法的实力。
所以，要执行这样的命令，就必须调动一支百来人的军队。
这对于苏州府现状是犯忌的，于是朝廷认为，既然吴争当时就在京城，是知道钱谦益叛逃的，就让吴争去处置好了。
而吴争哪有心思管这等闲事？他以为这事该朝廷管，用不着自己越殂代疱。
就这样，两头不管，让钱家等于钻了空子，逃脱了一场几乎是全族流放甚至灭门的惨剧。
如果只是这样，张煌言也就不会来麻烦吴争，直接以按察司的名义补道令就是了。
事情是这样的，钱谦益当时叛逃，柳如是却不肯追随北逃。
柳如是半路下了马车，回到了常熟，就是钱谦益想金屋藏娇，给柳如是造的“绛云楼”和“红豆馆”。
柳如是本是嘉兴人，但既然已经出嫁，有道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不愿意追随钱谦益北逃，自然就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