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史的死，让吴争的心有着异常的压抑，加上十余天攻城，泰州卫将士的巨大伤亡，让吴争对淮安城的百姓有种厌烦的情绪，不，准确地说，是憎恶！
王师北伐，十几天的攻城中，没有人为泰州卫提供过帮助，哪怕是一星半点，哪怕是仅表露一丝善意，这是些，麻木的人。
这个观念，导致了吴争在攻破淮安城的第一时间，没有去想安抚城中百姓，而是迅速集结起泰州卫一部精锐，向北门追捕祖大弼及其残部。
这显然是一个错误，极大的错误。
做为主帅，攻下这样一个战略要地，应该先稳定人心，然后再图其它。
特别是从凤阳东来的敌骑，已经包抄了泰州卫南返的退路，更应该稳固城池，做好固守准备，以待北伐军援军的到来。
可吴争是人，实质就是个普通人，他也有着喜怒哀乐，有着常人的七情六欲。
以德报德、以直报怨，吴争就在这么做。
当然，吴争还不至于因此心中的憎恶，而下令屠杀淮安城民众来泄愤，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乃至欢喜和厌恶，被泰州卫将士及长林卫幸存者无限地放大。
这是一场无心但吴争不可推托的失误，错误！
在吴争率部北向之后，泰州卫和长林卫以雷霆之势，涤荡了整个淮安城，原有淮安、大河二卫诸将士，皆被抓捕、羁押起来。
特别是长林卫，他们愤怒于顶头上司赵史，被“叛军”残害，在遇到敢阻碍、抵抗或者不满之人，断然格杀，以至于最后涉及到不少无辜民众。
事实上，大半个淮安城中的百姓，都是淮安、大河二卫将士的家眷，在看到自己的父亲、丈夫、儿子、兄弟被抓捕时，这种反抗，在所难免。
这场残酷的清洗，是出乎吴争预料的，也是吴争事先想象不到的。
也正因为这场清洗，让吴争、泰州卫日后在淮安城，陷入了异常艰难的困境。
……。
祖大弼的算盘打得很流畅。
撤退的过程也如行云流水，有着淮安、大河二卫为自己“殿后”，他和他的镶黄旗汉军嫡系，顺利地出了北门。
他们的目标，就是与清江浦设伏骑兵汇合，然后渡江至草湾。
祖大弼已经没有别的路可选，至于战后多尔衮要怎么处置他，他已经顾及不上了。
可祖大弼万万没想到的是，他究竟是失算了。
直到他率嫡系撤退，身后隐隐传来泰州卫的欢呼，他才知道，此战他真正的对手，不是蒋全义，而是北伐军的主帅——吴争。
事实上，如果战前得知，祖大弼一样不屑一顾，祖大弼一直认为，吴争能如此迅速的崛起，无非是运气好，占了清军主力正被西北、西南，大顺、大西军残部牵制的原因。
正象祖大弼之前喟叹的，“时无英雄，徒令竖子成名”。
这种看法，在江北满族将领和降清明军将领中，非常有市场。
当然，这也有清廷刻意营造的原因，义兴朝大将军府的势力产生的影响，已经不可遮掩。
清廷也只能用贬低吴争，来达到巩固人心、军心的目的。
否则，总不能替敌人去宣扬功绩和威势吧？
清廷这么做，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不愿意已经降清的明将，再次发生动摇，否则，树倒猢狲散，清廷的日子就真不好过了。
清廷不但贬低吴争的人品、能力，更效仿当年陈子龙恶毒地散布谣言，夸张地宣扬吴争是个异类，要“劫富济贫”之事，将吴争比喻成李自成、张献忠，甚至更为不堪。
当然，这些流言，骗不了与江南商贸密切的富商和朝中高官，但对这些带兵的粗人和普通百姓，却是非常有用的。
说来也奇怪，带兵的降清明将，多少可以算是比较富的人，对“劫富济贫”之事，自然是反感的，可普通百姓，却也因此恐惧吴争的到来，或许在他们心中，吴争就是一个身高九尺，满脸络腮，用盆吃饭、用缸子喝酒，用刀子扎肉吃的山大王吧。
祖大弼也一样，虽然已经知道，此战自己的真正对手是吴王，可他却没见过吴争。
哪怕此时，二人仅相隔数十里，也无缘一见。
所以，祖大弼无从去判断吴争喜欢做什么、怎么做，下一步会如何反应，自然，他也无法猜测到，吴争会让蒋全义领一支偏师，去反伏击。
……。
蒋全义此次领兵，和之前三千偏师绕至清江浦完全不同。
心理上不同，此次将士们都有了武家墩至清江浦，有敌人伏兵的心理准备。
反而是敌人没有准备，虽然他们是伏击者，可他们绝没有想到，泰州卫会原路重来。
也只有吴争这异类，会睁着眼睛说瞎话，什么最危险的地方反而最安全，那是忽悠人的鬼话。
但凡赞同，最危险的地方反而最安全的，那只有两种人，一种是神，有着可以随手颠覆战场格局能力的神，还有一种，那就是除了这条道，再没有别的选择的人。
也就是说，华山一条道，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的人。
泰州卫自然不属于这种情况，他们的选择有很多，至少敌人是这么看的。
譬如攻不破城，那就撤退呗。
譬如不愿撤，那就围城呗。
总之，没有人会去想，用鸡蛋来撞石头。
可他们不知道，这世间，真有人会撞石头，明知道自己是鸡蛋，也敢试试石头的坚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