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人吕梁山防线一捅即穿，倒不是说守军没有抵抗，相反，抵抗非常猛烈。
此时吕梁山清军的组成非常杂乱，随着多尔衮将嫡系旗军和骑兵撤出，其中已少有真金白银，几乎都是之前各府的明军降军和前些年收降的各地贼寇，实际上就是一支混编军。
这就是世道现状，被官府通缉的盗贼们，换个主子，摇身一变，成了清朝官军。
这些军队的战力可想而知，平常就没有基本的训练，先不说人心不齐，就说各方利益也不同啊。
譬如被清廷收编的土匪们，他们不忠于任何一方，只在乎日子能不能过得更肆无忌惮，战败后会不会被接受反正，还有能不能重新获得官军的身份或维持目前担任的军职，他们属于一触即溃型，没有人愿意替清廷玩命。
而降清的明军则不同，他们先天和这些原本就是对头的贼匪对立，哪怕如今在一面旗下，也是面和心不和的。这些明军降军心中的顾虑是，先前降清，已被汉人主流所不容，此战与北伐军拼杀得太狠，如果降了，会不会遭来强烈的报复，与其两厢不讨好，不如执着于一方。
于是，这些降清明军的抵抗，反而非常坚决。
这象极了当时在淮安城坚阻二卫半个月之久的祖大弼，可恨但也可悲。
世道确实令人无奈，这些明军在鞑子南下时，不发一矢就降了，可王师北伐时，他们倒进行拼死抵抗了。
然而，各有山头的混编军，又怎能挡得住如狼似虎的北伐军，北伐军一个前突，引来的反应就各不相同，一些守军转身逃跑，一些守军跪坐投降，虽然有一部分守军拼死抵抗，然而围着一看，左、右全是北伐军，这种情况下，就算想公平对决、战死沙场都不易啊，因为他们必定遭来北伐军士兵的围殴。
这就叫虽有心拼死，却无力回天。
也叫心比天高，命比纸薄！
整条横贯南北二十多里的防线，崩溃的方式，是一块块塌陷，十几个突出部，都是被三面，甚至四面合围之后，迅速覆灭的。
吴争当时下了一道令，缴械、没籍，送往吴淞港口、铁路工地服苦役，十年之内，不得获赦。
怒其不争啊。这就是吴争心里最无奈的，但凡在淮安府之战时，这些降军能稍稍作些配合，北伐军不可能苦战至今，生生在淮安激战一个月有余，各个战场的伤亡也不会高到让吴争揪心的地步，如果不是二卫的编制独特（二卫不设非战员额，即所有员额都是战斗人员），按如今二卫战损已经过四成的状况，怕是早已失去战斗力了。
但局势也有好的一面，宿迁、邳州收复之后，二城百姓对北伐军的欢迎程度，与淮安城那是天壤之别，虽不象收复泰兴、泰州时，民众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但也是和善和亲切的。
这不完全是民众的觉悟，也不完全是城中百姓的组成成份，最主要的是，清军在直河西岸，令人发指的恶行，让民众再难有做个良民之心。
人善被人欺！
这就使得，北伐军可以迅速从民众中筹措早已见底的粮草，并得到民众的劳役支持，从而马不停蹄地迅速挥师徐州。
不然，北伐军挥师徐州的速度不会这么快，吴争总不至于下令劫掠二城，以获得补给。
从这一点上来说，鞑子为自己挖了个坑，埋了自个。
可惜的是，首恶呼尼牙罗和已经被多尔衮调往兖州，并不在吕梁山防线，这也造成了吴争失望之余，日后的狠绝。
从这一点上来说，呼尼牙罗和不禁坑了自己，也坑了上司，就是个十足的坑货、猪队友。
……。
第三天凌晨时，吴争率三千前锋，兵临徐州城下。
原本以为会有抵抗，行军的速度不快，是为了等主力前来会合。
可让所有人意外的人，此时的徐州城，竟不设防。
南城门外，一兵一骑，士兵甚至没有坐在马上，而是手牵着马上前，恭敬地行礼，以多尔衮的名义，邀约吴争入城一晤。
所有在场将领，包括张国维都坚决反对。也是，这个时候，胜局已经抵定，主帅何须冒险赴约？
可吴争，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
尊重对手，等于尊重自己。
这一点，在任何时候、任何事情上都适用。
换个逻辑，那就是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
吴争自认非多尔衮的对手，从嘉定开始，吴争就视多尔衮为强大的对手，没有之一。
皇太极生生逼死了多尔衮的亲生母亲，夺走了原本属于他的皇位，他能忍人所不能忍，直至爬上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位置，还让皇帝喊他一声“皇父”。
仅凭这一点，吴争从不敢轻视多尔衮。
直至当下，多尔衮就在城内，已是“束手待毙”，可吴争依旧没有丝毫轻视之意。
张国维领兵驻守城外。
宋安领兵守住城门接应。
鲁进财、岳小林率三百随扈伴随左右。
这些人，足以让吴争从敌人的包围中，突出重围。
吴争知道，自己必须得去见见多尔衮，哪怕此时完全可以一声令下，大军入城，将多尔衮提溜到自己面前。
多尔衮尚可为崇祯发丧，自己为何不能见见多尔衮？
无论是英雄、还是枭雄，都是人中翘楚，这样的人，千百年只出廖廖数个，可杀但不可轻辱。
……。
但事实打了吴争的脸，城中没有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