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此以后，不管耕地增加多少，人口又上升多少，商贸繁荣几何？我朝的农业赋税始终就维持在这个二千七百万石上下，这就使得近二万万人的所征赋税，几乎与一万万人持平的结果。老朽与伯爷讲几个数字，洪武二十六年，夏税，米麦四百七十一万七千余石，钱钞三万九千余锭，绢二十八万八千余匹；秋粮，米二千四百七十二万九千馀石，钱钞五千馀锭。
永乐中，税粮三千余万石，丝钞等二千余万。此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
嘉靖二年，时任御史黎贯言，夏秋二税，麦四百七十余万石，今少九万石；米二千四百七十余万石，今少二百五十余万。而宗室之蕃，官吏之冗，内官之众，军士之增，悉取给其中。赋入则日损，支费则日加。
至万历年间，夏税，米麦总四百六十万五千余石，钞五万七千九百余锭，绢二十万六千余匹；秋粮，米总二千二百三万三千余石。
伯爷想必已经明白，越往后，人口、土地越多，赋税却反而少了。从永乐朝达到高峰，以后就是不断递减，在嘉靖年间，和洪武年间相比，麦减少了九万石，米减少了二百五十余万石；而到了万历年间，麦子减少了十一万石，而米减少了二百六十九万石。表面上看，减少得并不多，可如果结合人口、田地增长来看，人口多了赋税却少了，这就相当可怕了。”
吴争问道：“那难道朝堂重臣们，就不想办法解决此弊端吗？”
这话问得在理，虽说贪官污吏每朝皆有，不也从不乏清官、诤臣。
没有道理百年之间，就没有人去点明这件事，去纠正它。
莫执念苦笑起来，“伯爷真是血气方刚，可任何朝代，一旦过了鼎盛时，都会形成陈规旧律，这些陈规旧律往往会成为一些人保守利益的工具，谁要去改变，那就得与祖宗作对。不用说臣子了，恐怕先帝也没有那么大的魄力。”
“伯爷说得没错，百年之中自然有象伯爷一样血气方刚的诤臣进谏，但往往都没落个好下场。阻力来自两处，首先是文官对皇帝的掣肘，其次是当地官府的地方保护心思。伯爷恐怕不知，当年崇祯帝为抗金加派三饷，满朝文官同气连枝，向皇帝上疏，言道，增收赋税将天怒人怨，罪恶滔天，甚至是局势恶化的原因所在。凡是向崇祯帝建议增收赋税的官员，都被他们描绘成小人。向皇帝建言增收三饷的杨嗣昌，更是被被攻击漫骂的体无完肤，甚至被黄道周骂成是豭狗人枭。
当时皇帝加派三饷是顶住文臣大部分成员施加的巨大压力下才得以进行的。而最后还是没有顶住，所以才有周延儒上任，按照复社领袖张溥的指示向皇帝建议，首请释漕粮欠户，蠲民间积逋，凡兵残岁荒地，减见年两税。苏、松、常、嘉、湖诸府大水，许以明年夏麦代漕粮，皇帝终究是允准了。这就令本已经捉襟见肘的财政，更加雪上加霜，依老朽看来，之后大明在不足二年时间灭亡，与崇祯帝听从这些建议之间有着最直接的联系！”
“至于说到当地官府的地方保护心思，这就不难理解了。之前老朽说起过江浙各地拖欠朝廷赋税之事，被朝廷豁免了三百万石。这里老朽再与伯爷说个例子，先帝刚登基时，尽管有人提议增加赋税定额，但当时正税定额也从未完额交纳。据三百四十县呈报，税收拖欠达到了五成，甚至更多。这三百四十个县占到了大明掌控财政税区的三成。而其中的一百三十四县事实上当年没有向朝廷上交过任何税收。从这两种阻挠上而言，就算皇帝想励精图治，恐怕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莫执念叹息起来。
吴争听得心情非常沉闷，觉得嘴唇干渴，取茶碗一饮而尽。
一杯好好的明前茶，生生被吴争当成了路边茶摊的碗茶，有些牛嚼牡丹的意思。
莫执念忙让人为吴争更换茶水。
吴争问道：“可百姓生活贫苦，因赋税沉重，而抛弃土地成为流民，或者卖出田地转而从事其他生计之言，不绝于耳，难道这也是假的？”
莫执念惊讶地看着吴争，许久才反问道：“伯爷杭州城中可有见过真正贫苦的百姓？或许真的有，可那所占不过百一。况且，历朝历代，贫苦百姓何曾少过，为何就到了我朝，贫苦百姓倒成了灭亡之因了呢？”
吴争确实有种被莫执念洗脑的感觉。
他的这一番话，几乎是颠覆了吴争对这个历史的认知。
大明灭亡的原因竟不是自己所知道的那些，而是一个字——钱！
他x的，这是钱能解决的事吗？
这让吴争想起了一句话，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能的。
但吴争确实有些信了，什么政治昏庸、贪官污吏、官商勾结、赋税沉重，这些哪朝哪代没有？
不管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还是后世共和，这些情况都有伴随。
虽然都是弊端，但真要追究至灭亡的根源，似乎都欠缺些说服力。
从吴争这一年时间的切身体会，明军的溃败，不是清军战力强大，明军战力不足的原因，而是由上到下一致地不抵抗、消极抵抗所致。
就象当初陈胜一百人被几十鞑子追得一路溃逃一样，不是打不过，而是不想打，不愿意打。
而这其中的原因，就是上官闻风而逃。
那上官为何逃跑，无非是贪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