脓疮一旦成形，想要痊癒最快的方法就是将它挤破。
绍兴府这小朝廷，积累了两年的矛盾，就这么被彻底引发了。
这是一场文武、新老，关于执政理念、利益瓜分的斗争。
与外敌没有丝毫关系，也无须遮掩，它的本质，就是一场内讧。
这内讧的根源来自于前朝，从崇祯朝至弘光朝。
之前没有爆发，只是因为外敌强压，多方人都只能联合起来，一致抗敌。
尽管如此，也有方国安与王之仁二国公对于军力之争，这二人又有联合起来与朝堂中文臣之争。
如今，在吴争的突然崛起之后，又增加了一股新的势力。
譬如夏完淳等义军、钱家叔侄和北伐一路，归附吴争、投降吴争的散兵游勇。
这些势力虽然各有诉求，但在这个节骨点上，他们拧成了一股绳，成为了一股不可小觑的强大势力，是为新势力。
他们原本是之前两个势力的附庸，如钱家叔侄。
或者是一直游离在外的抗清义军，如夏完淳部。
亦或者是根本没有资格介入权力之争的闲散人马，譬如降兵。
可此刻，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代表，那就是吴争。
在吴争这个名字之下，他们有了联合到一起的理由，他们有了表明自己诉求的力量。
他们要争、要抢，争抢到他们认为应该属于他们应得的权利。
洪武门前，终于酝酿起一场大乱。
至少有四方人马形成了对峙，虽然还没有拔刀相向，但数万大军加上十万百姓掺杂在一起，没有伤亡，那是不可能的。
这是一场悲剧，无法避免的悲剧。
当然，如果吴争在，可能会烈度减弱一些，但不可能阻止。
吴争对于新势力，充其量只是一个利益的代表，具有约束力，并无彻底的控制力。
他可以统率各部与清军作战，但他无法去遏制各方对利益的诉求。
如果强行压制，那必暴发兵变或者分崩离析。
这，也是吴争抑郁地在叔叔墓前饮酒失控，痛哭失声的原因所在。
一个外来者，不到二十的年纪，这一年多的时间，全花了作战上，可问题是，战争暂时停止，吴争空闲下来发现，朝廷依旧是那个朝廷，百官依旧是那群百官，没有人慨然响应他的北伐战略，有的只是异口同声地北迁。
北迁，无可非议，无可指责。
既然光复了南京，朝廷自然应该归返，以正视听。
可吴争心里很清楚，这些居高位者想要北迁的目的，无非是汲取南京城中那份，比绍兴府远远超过的利益，然后进行瓜分。
或许朱媺娖不是，钱肃乐不是，张煌言、熊汝霖、孙嘉绩等不是，可他们无法形成对整个朝堂的影响。
那些人，资格老、阅历高，凡有诉求，必引经据典，站在道义的至高点，让你无法反驳。
正象吴争在平岗山寨被刺之事，虽说这起于郑叔护主心切，但这代表了很大一群人的集体诉求。
吴争不会傻到，没有察觉这事背后的阴暗。
行刺，确实是郑叔所指使，可吴争遇刺，却在朝廷控制区域内，管辖那里的不是朱媺娖亲卫，而是从丰惠撤入平岗山的一万明军。
它们的控制权在兵部，而非廖仲平。
事情显而易见，结果不言自明。
也就是说，从郑叔指使亲卫军官开始，到军官再委派士兵动手，再到现场明军没有任何反应，这说明有人，有很多人帮助了这桩行刺案的发生，至少是默认或者视若未见。
这如何不让吴争心寒？
如何不让吴争心累？
叔叔墓前只是一场发泄，发泄心中的怨和恨，还有对时局无法掌控的无奈。
而洪武门前的这场对峙，一直持续到了第二天清晨。
越来越多百姓渐渐冷静下来，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在这种乱军从中，不过是只随时可能被踩死的蚂蚁。
他们不再自恃自己是天子脚下的子民，他们开始舍弃那种原本就不被他们拥有过的优越感，他们开始自舔伤口，主动撤离。
百姓的撤离，洪武门前空出了一大片。
而这个时候，四方人马终于想到了商议来解决这场闹剧。
洪武门前，草草搭起的小平台上，陈子龙等一应鸿儒，还有王之仁、钱家叔侄、夏完淳等十几个实权人物坐成一圈。
当然，以王之仁兴国公的身份和掌握着应天府最大的军力，王之仁当之无愧地坐在了主位。
从开始相互指责对方擅自调动军队，到相互争执究竟拥立何人为帝。
王之仁一直闭目听着，连嘴角都没有动过。
当所有人都争得口干舌燥，纷纷请王之仁做出结案陈词的时候。
王之仁终于睁开眼睛，他冷冷地扫过全场，“拥立新君？你们有这个资格吗？”
此话一出全场哗然。
特别是以陈子龙为首的鸿儒直接跳将起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何况我等皆是大明官身……。”
王之仁轻嗤一声，略带着讥讽道：“大明两年前便已亡了。如果真要说，眼下朝廷也不过是残明朝廷。这一点，天下人皆知，尔等竟装作不知，不过自取其辱罢了。”
这些就象是捅了马蜂窝一般，十几个鸿儒一个个跳着脚，指着王之仁破口大骂。
虽然没有涉及到王之仁父母，但象“狂妄”、“嚣张”、“奸倿”、“蠹虫”等等字眼充塞于耳。
王之仁反而再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