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朝缺马伴随了始终，但是赵昺觉得单纯的将宋朝没有骑兵的责任全推给“没有马场”，亦是片面甚至可以说不公的，说白了就是在更像是开脱。因为他最根本的原因正是自身，尤其是统治集团对此的态度问题。
历史的西汉与宋朝惊人的一致，开国时也没有马场，其国力更是远不如宋朝。但为对抗匈奴，由皇帝亲自主持，举国实行“马政”，以各种方针甚至以爵位鼓励养马。在这种政策下，西汉举国上下全力投入，民间到处养马成风。因此才能在汉武帝时期积累起雄厚的实力，作到“马匹之多充斥市井滥于山野”。
而宋朝正好相反，宋朝政府尤其是皇帝从未鼓励过民间养马。宋神宗为改变现状进行了著名的王安石变法，其中重要一项就是企图恢复“马政”鼓励全民养马。却遭到官员甚至太皇皇太后等皇族的全力反对最终流产。究其原因其实很简单：
首先，中原没有牧场，要养马必然要消耗大量人力物力尤其是精饲料。而当时汉朝养马的精饲料是，粟也就是小米，可这正是当时中国平民的标准口粮。如果大量养马，需要的粟将是天文数字，在经济上非常不划算；不过最重要的宋一直实行的是‘内实外虚’的政策，将预防内乱视为宋朝的基本国策。以致宋朝国防政策一向是内紧外松，官军的主要指责就是镇压国内变乱。
战马是古代最重要的战争资源，对国防甚至皇室统治至关重要，宋官军全是步兵，对抗骑兵非常吃力，因此觉得马必须掌握在官军手中才睡的安稳。实施民间大规模养马，就意味着大量马匹必然被民众掌握，一旦发生民变必然会被反过来对付官军，这是官方绝对不能允许的。因此出于‘天下太平’的考虑，必然要全力阻挠马政的实施。
结果是牺牲了富国强兵的机会，以致国土沦丧将士死难，也导致包括马政在内的整个王安石变法以失败告终。所以说穿了，赵昺认为还是宋朝“重文抑武”的思想在作祟，缺马更多的是自己一手造成的，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赵昺选育战马的念头应该说也是形势所迫，毕竟缺乏战马则是将战争的主动权让与敌手。而具体实施还是起于行朝迁到琼州，尤其是他见识到琼州的矮马后这种念头更为强烈，意识到依靠这些马匹与敌对战可以说不用交手就知胜负了。
在前世赵昺就注意过尽管蒙古人号称是马背民族，可随着机械化的普及，别说城市，就是乡村也难得一见，而好马更是成了奢侈品，成为富人的宠物和动物园的展品。而在国际马术比赛、赛马等赛事中却都不见踪影，在世界知名的马匹中也少有蒙古人培育的作品。
而他以为根源就是因为历史上的蒙古人调教马匹完全是为了把它当成生产和作战的工具，而不像欧洲骑士还强调马匹的社交功能。而蒙古马在与其它马种相较中也远远算不上良马，即便是速度最快的蒙古赛马，也要落后三成左右。蒙古人自然也清楚这种劣势，他们的解决之道就是追求的是马匹数量的最大化。
即使马的冲刺速度差些、耐力差些，他们也可以通过更换马匹，利用马匹的数量优势挽回质量上的劣势。同时在马匹的负重上，蒙古人追求最小化，他们的鞍具呈雁翅，前竖、后平，马镫是圆形，马镫上有皮革，皮革内灌入羊脂遮挡风雨。一般不超过七八斤，便于骑兵纵马奔驰。
战争发生后，蒙古骑兵的马匹有三个来源，分别是从牧民家中抽取、由朝廷直属牧场供应、从民间购买搜管三个渠道。因此蒙古牧民要饲养大量的马匹，供应自己和邻居出征，因此在培育优良马种上积极性不高。但是蒙古人在育种上不下功夫，不代表他们就不调教战马。
蒙古的战马根据记载有以下优点，“千百成群，寂无嘶鸣”“阔壮而有力，柔顺而无性，能风寒而久岁月”、“骑之数百里自然无汗，故可以耐远而出战”，简单来说就是吃苦耐劳、服从命令、还很守纪律，是马匹中的“农民工”。
在作战时，蒙古马并能做到马上立假人，拖着树枝木材扬尘，驱逐牛羊群冲击敌阵等动作。还服从陌生人的指挥，蒙古骑兵出击时，留守大营的妇女老幼都可以让他们保持安静。在骑兵的指挥下不但能完成两翼侧击、迂回包抄等动作，还能忽聚忽散让敌人摸不到头脑。
种种优点使蒙古骑兵和战马可以配合默契，交战时仅仅依靠双腿的扶助，再加上简单的口令，身体重心的变化，腰部通过马鞍传递给马背的力量，便可以让战马作出加速、前进、转弯、减速等等各种不同的反应。良好的服从性和吃苦耐劳及数量上的优势使得蒙古骑兵得以无敌于天下。
不过赵昺也清楚琼州一隅之地，不仅无法实现大规模的放养，同时窘迫的财政状况也不允许他建立大规模的骑兵部队，因此只能另辟蹊径。而对于如何养马他绝对是个门外汉，不过他却知道可以通过选育良种，避免近亲繁衍和谱系的建立是能对物种进行改良的。以便培育出一种在整体素质上超越蒙古马的战马，走精兵路线来获得战场上的优势。
于是赵昺以内侍省的御马营为基础组建马种场，同时招募擅于相马和养马的能人充实队伍，但限于条件当时规模很小，试验场也是设立在府城外的一座水草丰美的江岛上，一改过去粗放式的牧马方式，而是将通过各种渠道选来的良马分开放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