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谈还有一位形影不离的兄弟,就是清议。南北朝时期外族对中原的扫荡和军阀混战,摧毁了门阀士族的社会基础。隋唐始创科举,又打破了士家大族对人事的垄断,寒门出身的知识份子可以参政,官员定期要考核,清谈也只好寿终正寝,取而代之的,就是清议了。
与清谈不同,清议在于论政,针对当时的政治和人物。清议是清谈的孪生兄弟。古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总是与政治息息相关,所以谈着谈着,自然就免不了瞻否时事,品评人物。早在汉末,阉宦当道,官场成了买卖场。在野文士无由仕进,又痛恨政局腐败,所以就“匹夫激扬,处士横议”。
由是可知,清议一开始是在野人士的专利。因为既关心又插不上手,所以就只有“议”。清议当然也不是谁都能议。这些“议员“都是所谓的清流,也就是纯正的文化人。富商大贾再有钱也是没有资格议的,后来甚至不靠科举而登入仕途,或在战场上一刀一枪爬上来的武官,都算不得清流。
而清议比起清谈,显然进了一大步,它所本的是入世哲学。由于清流士风使然,他们不畏权贵,倡导廉洁正义,揭露贪官污吏。如果晋代时还有不同的学派和学说,那么自宋以后,士人们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已经高度统一。他们的清议,往往众口同声,其利断金。
在以名节为重的当时社会文士阶层出身的官僚不论在朝在野,都为其所左右。清议俨然已经成为政治舆论的导向,时事的风向标,让统治者都不得不重视起来,因为它的背后是整个封建官僚的土壤——士大夫阶层。
当然任何时代都有主流文化和非主流的文化之分。清议在另一方面,赵昺也以为喜欢研究时事不是坏事,但是一旦脱离实际,胡说八道那就成祸事了。因为他们对待政事和人物,总是从道德角度出发。政务的讨论也首先抢占道德至高点,而不注重量化标准。其实这不奇怪,儒家学说本来就是道德哲学,也是他们立身的根本。可清议之风如此盛行,它对国家人民到底有什么帮助,赵昺以为就很难说了。
就拿大宋的历代皇帝来说,其中不乏有想做些事情的人,但凡想做点改革每每都遇到清议的强大阻力。许多加强国防,改进民生的改革都无法实施。南宋长期偏安江南,北伐一直难以成功,除了皇帝昏庸、朝政腐败的原因外,可以说清流士大夫要负一大半的责任。可以说清议之风成事寡,败事多。
在赵昺的记忆中,清谈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之时,应该是在明朝。可他觉得当下清谈也有愈演愈烈之势,他觉得自己也没有干什么天怒人怨,伤天害理之事,可反对的声音一直就不断。为此自己也做过反思,他以为自己的一系列改革还是动了一些士人的奶酪,从而遭至他们明里暗里的抵制。
赵昺最终是不顾朝野舆论,借助军队的力量强行推行,更而激发了他们的‘凶性’。而北伐以来,各种声音是尘嚣日上,连几位丞相都被牵扯其中,被骂为助纣为虐的奸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