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前世的说法，皇帝是大地主阶级和封建官僚的头子。一直受到这种教育的赵昺也以为如此，但是皇帝当了十来年后，觉的由皇帝背这个锅还是有点儿冤枉，按照他现下的理解皇帝与官僚们应该是合作与对抗的关系，且双方并非是那么和谐。
历史上入宋后，赵匡胤定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国策后，士人的地位应该说才开始真正进入黄金期，而其也应与皇帝和平相处，可事实上在宋朝皇权与相权的争斗从来就没有平息过，且愈发激烈，几乎不可调和，甚至引发政治危机。当然其中也有进步的因素，因为大宋的皇帝也非各个英明神武，反之却出了不少昏君。
皇帝与士人间的对抗存在的原因其实也逃不出利益之争的套路，因为皇帝代表的是国家，维护的是‘家天下’的局面，这就要求其要维护整个社会的公平，照顾各个阶层的利益，起码表面上要如此。而士人阶层中不乏有心怀天下的名臣、大儒，可他们却也要通过维护整个阶层的利益，来保证获得所处阶层的支持，在士大夫一边，还是站在百姓一边。而赵昺无论是因为从现代带过来的理念，还是出于巩固‘新生’政权的目的，他必然会站在‘人民’一边，通过为他们谋福利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
换句话也可以说，如果皇帝想维护社会稳定，就要制造阶级矛盾，而赵昺讨好广大的普通百姓，就必然要打压官僚士绅集团。其实这种手段很平常，当年的沙俄皇帝就非常擅长搞这个，比如他要证明强大的沙皇是有道理，就跟工人说，如果没有我们，没有强大的皇权，你们怎么能够得到八小时工作制？
这是我们强大沙皇逼你们主人实行的。然后他又跟主人说，如果没有强大的沙皇，工人组织工会你们怎么能对付？我们就是帮你们对付工会的。他跟这两拨人都说，政府是你们的靠山，而对工人说，你们的敌人是雇主，对雇主说，你们的敌人是工人。
赵昺的土地政策与这个逻辑差不多的。不过他以为自己的政策还是出于维护自己的统治，加强皇权，着眼于社会安定，也可以是所谓的‘可持续剥削’概念；而士绅集团则着眼于眼前的一己之私，非是国家大义和百姓的利益。
他也十分明白自己位高权重，对方却是人多势众，若是不加以打压，社会资产就会迅速向少数特权士人阶层集中。且再也没有能力遏制他们的发展，结果就会威胁到王朝的生存。如此想，也绝非空穴来风，当年神宗支持王安石变法，其中的政策就是针对那些特权阶层，可惜终究因为士人集团的势大，形成尾大不掉之势而失败。
当下士绅集团要篡取更多的土地，从中赚取巨额财富无外乎是依靠政治权势侍势霸占、强买，或通过计取巧多获取田地。然后利用政治特权减免税赋，逃税抗税，或依仗特殊身份突破禁令，违法经营工商业。而赵昺的制定的土地政策正好打中了他们的要害：
首先，赵昺通过按照人口授田的方式做到‘耕者有其田’，又通过限制年限使土地难以流转；其次，他改动税制，取消了丁税归于田税中。同时取消了官员的特权，实施官绅一体纳税；再有就是通过保留大量官田，提供部分生产资料，租赁给流民或失地者耕种。
这些政策可以说切中了土地兼并的要害，土地有年限限制就使得土地所有权无法完全转让，使得士绅们不愿意花钱去收买。而免税特权的取消，使得官员和士绅同样要纳税，而佃户只缴纳地租，却不会承担税赋，如此拥有的土地越多缴纳的税赋越多，收益率大大下降。既然士绅没了特权，要同样缴税，从而使他们失去了兼并土地的动力，也不再会‘收留’那些小地主和自耕农。
此外租赁官田的佃户由于他们是直接向朝廷缴纳地租，负担要比之租赁士绅的土地要低的多，导致士绅即便拥有土地也难以找到人耕种。这就会导致田地被撂荒，可缴纳的税赋却不会少，弄不好就会导致破产。而由于佃户摆脱了对地主的依附，转而依附国家，使得那些地主想要作乱都找不到人支持，等于变相的削弱了他们的实力。
所以赵昺已经想明白，此次事件明面上看是马政之争，事实上仍然是皇帝与士人集团的争斗，其担心自己会继续通过在两淮推广既有土地政策，权益会受到进一步打压。故而要通过以点破面的方式，来遏制他的打压行为，保住士人集团的地位和利益。
不过赵昺清楚此时自己绝不能妥协。眼下曾如日中天的士人集团在蒙元入侵后已经被严重削弱，社会地位大不如前。而他收复江南后，又通过抬高武人的地位，增加了他们在朝廷中的话语权。还在进入江南之初就以惩处汉奸叛臣的名义，以铁血手段打压豪强世家，对士人集团进行清洗，虚弱了他们的实力。
与此同时，赵昺还通过各种手段对士人集团进行分化瓦解。在选任官员上对那些品德不佳的所谓名士弃而不用晾在一边，而是启用自己在琼州培养出的士人班底，将他们派往各地任职，加强地方上向心力，提高在朝中的话语权。此外他还准备弱化科举选官制度，通过开办各种专业学校对士子进行分流，打破学习是以当官为目的的传统观念。
赵昺的安排现在看来已经显现出了效果，此次朝争看似来势汹汹，但是与前几次相比已经翻不起什么大浪了。从人员上来看，主要是朝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