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九渊清正廉明，秉公执法。有人告状，他不拘早晚，亲自接见受理。断案多以调解为主。如控诉的内容涉及隐私、违背人伦和有伤风化的，就劝说告状人自动撤回上诉，以便维护社会道德风尚的淳厚。只有罪行严重、情节恶劣和屡劝不改的才依律惩治。所以民事诉讼越来越少，到上任第二年，来打官司的每月不过两三起。
“他们官做的很好，官声也不错，为何又不做了，或是做不下去了呢？”赵昺反问道。
“因奸佞当道，又因他们一心向道，不愿入仕！”谢枋得道。
“吾却是不这么认为？”赵昺摇摇头道。
“五哥儿以为如何？”王应麟道。
“吾以为他们不会变通，也不懂的为官之道，书生意气空有一腔热血，最终只能无奈退隐乡间著书授徒。”赵昺言道。
“……”
“吾知道你们不服气。”赵昺看看几人的脸色笑道，“为官者不仅要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远大志向，也要有‘上知君意，下体民情’的务实。而更要懂得官场之上并非皆是贤德之士，其中也不乏心术不正的小人。”
“五哥儿所言不错！”王应麟点头道。
“庆元党禁之事，诸位当知，监察御史弹劾朱文公‘十大罪状’，引发对理学的清算，其被斥之为伪学魁首，提出‘斩朱熹以绝伪学’之言，他落职罢祠，门人或流放，或入狱，皆受其牵连获罪。这是为何呢？难得满朝文武就没有一个贤良之臣，皇帝也昏聩之辈吗？”赵昺边走边问道。
“这……这因奸佞沈继祖陷害，其极尽捕风捉影、移花接木，以颠倒捏造的手法炮制罪证，而宁宗皇帝和朝臣被其蒙蔽，从而导致党禁惨祸的发生。”这个问题很敏感，王应麟想了想才道。
“王先生就比朱文公会做官。”赵昺笑笑道，“其实我们都知党禁的发生是因‘经界’而起，时土地兼并之风盛行，官员士绅吞并百姓土地，而赋税并没有随着土地的转移而划转，致使田税不均，失地百姓承受更为沉重的赋税。而朱熹提出行经界，重新核实田亩，随地亩纳税。这一建议势必损害士绅的利益，所以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
“吾之所以说其不会做官，就是说他不自量力。当下我推行士绅一体纳税与经界同出一辙，朝野反对声就不断，废立之音再起，还发生了袭击御船之事。”赵昺言道，“想想吾为当今天子，尚会遇到如此之大的阻力，而其不过区区一个焕章阁待制兼侍讲，要面对满朝权贵和在野士绅们的压力，岂是他能做到的。”
“宁宗继位后，重用了使其登上皇位的赵汝愚和韩侂胄两位大臣，而朱熹于行宫便殿奏事。第一札要宋宁宗正心诚意，第二札要宋宁宗读经穷理，第三、四、五札论潭州善后事宜。十月十四日，朱熹奉诏进讲大学，希望通过匡正君德来限制君权的滥用，后又参与朝争，弹劾韩侂胄。他如此当众指责皇帝不仁不义，又要限制当时欲北伐的皇帝，遏制君权，弹劾有拥龙之功的权臣，如此等于将能支持其革新的两位大人物全都得罪了，岂有不败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