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u、du……’赵昺的话音刚落,化城寺的万斤铁钟被撞响,钟声圆润浑厚,在寂静的山中回荡。
钟既是法器,也是号令之器,。在僧众们斋粥下堂、参禅完毕、早晚巡视或吃茶下床的时候皆会鸣响。且佛经中解释,闻钟声能够祛除人生的一百零八种烦恼,从而使人清醒觉悟,获得安顺吉祥;再有的佛家偈语说:“闻钟声,烦恼轻,智慧长,菩提增。”
还有的佛经中说,叩击闻听钟声,能够止息一切恶道诸苦,能够使一切众生“俱时得离苦”,使一切受难者得到解脱。又有的佛经中说,在鸣钟的时候,如果能够观想觉悟一切众生,就能得到在道德制高点的士大夫们,没有了钱粮同样束手无策,何况诸多官员并没有圣贤们的情操和觉悟,没有了薪俸也一样会心生怨恨,背离圣人的教训。
而今朝廷收复江南后,应该说基本摆脱了在琼州之时入不敷出的局面,可也只能说略有改善,勉强能够持平。此次北伐,军需消耗甚大,两年多的积蓄便荡然一空,还不得不靠超发纸币还维持财政的平衡,而后续建设所需依然巨大,也就难怪小皇帝要急于‘敛财’。
说实话,王应麟也清楚当前朝中的官员对于如何解决财政困难的办法不多,主要还是依靠夏秋两税及商税,但是在对土地的利用已经趋于饱和的状态下,难以再获得长足的增长。小皇帝在此时提出发展工商以增加商税收入应该是恰当其时的。
但是小皇帝‘重商’的想法遭到一些官员的反对,他们以为这是舍本逐末之举,将会破坏农业生产,使人为恶的恶政。而过去一直被理学派打压的事功学派,则对小皇帝的想法十分支持,他们这一派继承并发展了传统儒学中“外王”和“经世”的一面,讲究“功利之学”,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
加之事功学派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反对传统的“重本抑末”即只重农业、轻视工商的政策,且不纯粹讲究个人的心性修养的观点,可以说与小皇帝的想法不谋而合,因而再此争论不休的关键时刻,陛下选择事功学派也就不足为奇了。
王应麟也意识到小皇帝让自己继续留任,主持革新的原因大半也在于此。但他也知道其中的风险,按照千年的传统,君王的职责是治吏,也就是治官,不是治民。民是由官吏去管理的,百姓哪儿出了乱子,责任在官吏,官吏有贪渎腐败的行为,不能去责怪百姓。
本朝的儒士基于此学,常论“天下之乱系宰相”,也就是说出了差错,责任在于相,而不在于皇帝。王应麟对此十分明白,大宋历史上历次革新尽皆失败,即便有所改变,也并不完全,而主持革新的人下场往往凄惨,虽不至于丢了性命,但身败名裂,贬嫡致仕是免不了的。
王应麟看看似在闭目听经的小皇帝,眼神却逐渐坚毅起来,想想自己十九岁中进士,二十一岁在衢州任主簿,任官的同时勤于读经史,三十四虽因文章优易和学问的广博,考上最难的博学宏词科,官至礼部尚书。而生不逢时,外有蒙元入侵,内有权臣丁大全、贾似道等主政,难展平生所学。
后来在临安陷落之后,王应麟投奔迁往琼州行朝,方得到重用,进而入相。想想自己如今已经六旬有余,尚觉未能一展自己的才华,而今若是放过这个机会,也只能致仕还乡。现下小皇帝勇于进取,立志革新,又意在挽留,自己又何惜此身,能够为国为民做些事情也算不负此生……
不知何时,赵昺已经‘还魂’,跤麟,见其一副释然的表情,知其已经接受了自己的理念,决心追随自己。再看谢枋得则是一脸平静如初,并无什么异状,不过对于用其当年其实颇有争议。
时有人称,谢枋得曾有‘从道不从君’之语。在参加进士考试时受抑,他不从还乡,可见他对皇帝存在一定的不满情绪。特别是太皇太后谢氏命令各地臣民降元的诏书时,谢枋得并不服从。后来谢枋得谈到不遵太皇太后‘诏令’之事时,又曾言:君臣以义合者也,合则就,不合则去。从中可见,其对皇帝并非只是无条件的忠诚。因此有人以为不能对其予以重用,以免做出背君之事。
赵昺对此倒是不以为然,毕竟他是来自现代社会,在那会儿当老板的不仁不义,自己就可以义无反顾的辞职而去,甚至还可以举报其一把偷税漏税,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而自己虽然没有‘背叛’老板,可以将其剩下的物资私下都给卖了,只是自己没有落到好处,还被困在船上了。
所以,赵昺觉得对其的‘忠君’态度可以一分为二的看,当皇帝代表民族和国家利益时,他自然会报以无限忠诚。而当皇帝的旨义与其恪守的思想不一致时,他也不会无条件服从皇帝的命令,可这也可以说其中有着‘士为知己者死’的意思。一旦他认同了自己的执政理念,便会报以无限忠诚,为自己出生入死而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