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变迁，形势的变化，都是考验人性的节点。赵昺现在也明白了，蒙元入侵江南，大宋沦于敌手十年，对士人来说无疑也是一场大考。
有的士人愤而反抗，不惜自身，走上抗元复国的道路；有的人就此沉沦，离群索居，避于世外，寄身于外物；有的怀着故国梦守着心中的信念，却又不得不屈从于形势，苟且于世；有的则背经叛道，投靠于敌，走上了背叛国家和民族的道路；更多的人选择了随波逐流，乖乖的做了蒙元的顺民，前朝已成忆梦。
因而十年间大宋的士人阶层已经被撕裂，这不同于学术上的争论，也不同于朝堂上的党同伐异，而是事关人性、道德和本心的考验。这就如江河奔流，泥沙俱下，荡浊流清，在不断的奔流和激荡中，有归于清流，有的人潴留江湖，有的则流入粪坑。
但是不论如何，历史的吊诡在于只要王朝更迭，总有部分江南士人会遭到‘清算’。想到这么个结果，赵昺觉得很有些意思，说是天道循环，因果报应，有些牵强，可是历史上都会上演这么一出。而原因更是各异，尤其是朱老八对江南士人的打压更具有代表性，而原因也更是奇葩。
话说历史上的元末明初，江南的士人们也曾面临抉择。一边是经过他们改造的私盐贩子张士诚政权，但其名义上依然忠于大元朝廷；另一边则是出身乞丐的朱元璋，正为了夺取天下而洗刷与红巾军的关系。人们皆以为元代普遍存在残酷的民族压迫，但事实是江南乡绅们过得颇为惬意。
私盐贩子张士诚从江北而来，占据了以苏杭为核心的江南大部，与当地士绅地主开启了合作统治，‘开府平江，文士响臻’。由于江南士人的大量参加，张士诚的政权迅速文人化。与逐鹿天下的群雄专用武将不同，三位江南文官王敬夫、叶德新、蔡彦文成为张士诚政权的决策核心。
江南士绅眷恋着元朝治下的太平景象，在他们的影响下，张士诚也满足于保境安民，未有大规模军事行动。比如在朱元璋、陈友谅激战时，张士诚未加以利用，反而在吴地兴建了大规模水利工程白茆敢ケ硐终攀砍现凑的这一特点：丞相（指张士诚）做事业，专用王、蔡、叶，一朝西风（指朱元璋）起，干瘪。
不过乱世中的太平不过是仓促一瞬，朱元璋在消灭了西边的白莲教教友陈友谅后就向东进军。朱元璋集团信心满满，以为江南民性柔弱而张士诚身边也尽是迂腐书生，大兵所至必然望风而降。然而，事实却大大出乎朱元璋意料。
当朱元璋向东进攻张士诚，此时其已占据明显优势，江南士绅绝大多数都对张士诚政权死心塌地，吴民多死守顽抗，战斗异常激烈，持续了近一年。最后张士诚被困于苏州城内，弹尽粮绝而不忍做出人相食之事，只有开城投降。
虽然此前就有刘基、宋濂等江南士人归附，但更多的人还是占到了他的对立面，如今他已经占有压倒性的优势，江南的士绅地主却依旧对张士诚保有忠诚。成为败寇的张士诚依然被描述成一位不忍子民牺牲的仁慈统治者。
多年以后，在南京城坐稳了皇位的朱元璋，依然对自己无法得到同样的爱戴耿耿于怀。在明初野史笔记中，到处是朱元璋和吴人相遇，而吴人感念张王的桥段：高皇尝微行至三山街，见老妪门有坐榻，假坐移时，问妪为何许人？妪以苏人对。又问大明皇帝起手时，张王自知非真命天子，全城归附。苏人不受兵戈之苦，至今感德。
最让朱老八愤恨的，莫过于从苏南迁往首都的吴人，依然称张士诚为王，只管他叫老头。太祖尝微行京城中，闻一老妪密呼上为老头儿，大怒。……曰:张士诚小窃江东，吴民至今呼为张王，吾为天子，此邦呼为老头儿，何也？即命籍没民家甚众。
这些着实可以反映当时社会舆论。而明朝定鼎中原后，江南地主对朱明政权的反应仍旧冷漠，纷纷做起了前朝遗民。朱元璋出身淮西游丐，早年吃够了地主官员的苦头，连年征战又在江南颇受冷遇，对江南人一贯没好眼色。现在坐稳龙椅，哪有不还以颜色的道理。
除了田赋，明代还有两种粮食税，分别是供给边防军人的漕粮，以及供给京城权贵宫廷的白粮，而这些负担也主要落在了江南人头上，正税和摊派之外还少不了各种附加费，摊派往往数倍于正粮。也有人以为，江南的粮食产量较高足以承担这样的赋税。
可如果说苏松重赋还有出于地区农业发展水平的考虑，人口的强制迁移则是带有占有明显的惩罚色彩。朱元璋主导的人口迁移被称为‘洪武赶散’，驱动了几十万甚至百万江南人背井离乡。惨烈的元末大洪水席卷大半个中国，造成了大规模的人口死亡，而张士诚控制的江南人口损失不大，自然被视为对外移民的首选。
元末战乱后朱元璋的老家凤阳府人口凋亡尤甚，作为中都实在太过荒凉。为了充实祖宗之地，在攻陷苏州的当年朱元璋就将苏州富民迁实濠州。洪武三年，迁四余户江南人填凤阳。四年以后，迁江南民十四万实中都。这些移民在营造中都的过程中大吃苦头。
在明初的严密控制稍松懈后，江南就以各种方式逃回老家，其中行乞卖艺也是一条出路。凤阳花鼓唱词中所谓‘自从出了个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的出处众说纷说，其实就是江南移民控诉朱元璋‘暴行’，欺负江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