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世,人们对于宋朝的评价基本是军事和经济褒贬不一,但对于文化的繁荣的称赞却是众口一词。首先,大家平时遇见最多的恐怕就是宋词了。其实,宋代不止宋词这些。宋代在文化上可以说是承前启后的一个时代。宋学下面有道学之后有理学。
道学是宋学的一部分,而道学后来又发展出理学。明朝的心学,其实也可以追诉到理学道学之中。而同时,宋代也是开启中国后一千年里,教育的繁荣。首先是,突破前代的“公立”教育到民间私人教育。到北宋末,私人教育的书院,极大地推动了,文化的传播和发展。
但是让赵昺惊诧的是今日学乱,却正是与此有莫大的关系,甚至隐有是学乱发生的根源。按照他们所言赵匡胤以陈桥兵变,得开大宋皇朝,这却使他心身警惕,于是制定了一个重要的国策,贬抑武人参政,建立一个士大夫政治制度,全国地方长官一律任用文臣。
国家一时要普遍起用那么多文臣,而宋承五代长期的战乱,一般人都不喜欢读书,书读得好的就更少。所以朝廷为实行既定国策,就必须一方面广开读书人登仕的途径,一方面竭力提倡读书的风气。真宗赵恒御笔亲作励学篇更是传布天下,迷醉天下士子者几近千年。
在元丰时期,官学已经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太学生的人数逐渐增多。到了徽宗崇宁年间,蔡京又掀起了北宋“兴学”的高潮。蔡京先以“古者,国内外皆有学”为名,奏请朝廷,在州县设置官学;又对教育升迁制度加以规范,形成了县学考生升州学,州学考生升太学,依次进阶的考试模式,进一步完善了三舍法。
成为一个太学生也是不易,要么才学出众,要么家世要好,当然朝廷对这些‘准官员’同样照顾有加。首先,太学生的经济生活有所保障,太学生一般情况下享有免役的优惠政策,因此经济上还能过得去。不仅如此,太学生有时还能得到政府特殊的优待,太学有每月贴支的‘养士钱’;每逢省试,政府要贴支生员的住宿钱。地方上也会拨钱修建州学屋舍,贴支笔墨和饭食钱。
而生活上的自足和安稳,使得宋代的太学生有了更多的精力去关注现实;而免役的特权又使得他们充满了自豪感。此也成为宋代太学生参政的经济前提,这些让赵昺突然生出种太学生闹学乱竟然是‘吃饱了撑的’,朝廷掏钱养了群‘白眼狼’的错觉。
此外太学一般设于王朝的国都,太学生在官学之中,不仅仅能够得到系统的学习,且还能凭借其所处的环境,获得较为宽阔的社会视野,并且容易受到上层统治者的赏识,能够获得绝佳的晋升机会。加之太学生多为官员子弟,而太学的教师也多为朝廷官员,这也成为太学生地位较高的原因之一。
也正因为谁也不知道哪位学生突然一天飞上了高枝,成了新贵。自己当然也犯不着去得罪那些潜力股,而敬着养着,却说不定还会成为自己的助力。在此种观念下,却让太学生也洋洋自得,有了指点江山,评论朝政的yù_wàng,从而敢于投身政治活动。
不过赵昺以为北宋时期,太学生尽管参政热情很高,敢于针对时弊上书,但还是在可控范围之内,毕竟这一阶段是以官学为主。而皇帝对于学乱的忍让除了出于祖宗之法的考虑外,也是为了对其加以利用,使之成为制衡朝中重臣、维持自身统治的工具。
不过在靖康年女真渡过黄河,攻陷汴京,掳走二帝后,形势发生了逆转。高宗皇帝在金兵的进逼下,南渡建康,又由建康逃至扬州。建炎三年再由扬州逃至镇江,然后经苏州,逃至杭州。接着至明州,到昌国下海,才躲过金兵的追击,最后避难于杭州,绍兴八年正式建都于此。
前后经历了多年之久的逃亡生活,高宗皇帝自然顾不上什么百年大计的兴学设教了。直到绍兴十二年,才将临安府学增修为太学,第二年又增建国子学,增收太学生。州县学也相继恢复和重建,但是太学和州县学多有名无实。
赵昺以为在这个时候,高宗皇帝对于兴办官学的态度并不积极,而导致其思想的转变既有现实的问题,也有政治上的考量。
北宋兴学运动,提高了官学的社会地位,官学学生论陈时政,已成风气,尤其是太学生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至南宋时,太学生伏阙上书,干预朝政的声势更强烈,造成相当大的社会影响,给他带来很大的压力,使他感到与其发展官学,不如鼓励读书士子在深山寂林创设书院闭门读书、潜心修养更为可靠,至少可以减少许多麻烦。
另一方面还有经济上的考虑。北宋兴办官学,上自太学,下至州府县学,一切费用概由官府负担,需要大批经费,而国家经济实力又不足以维持数量众多的学校。南宋时,国家财政更为困难,尽管高宗曾宣称:“朕不惜百万之财以养士”,究竟不免因实际困难而发生动摇,以“军食未暇,国家削弱”为由缓议恢复官学。
此外在民间,许多名士大儒也认为官学教育已经不能满足国家“建国君民”、“化民成俗”的需要,读书士子也深感在官学难以学到“德行道艺之实”,也对官学失去了兴趣,多自寻名师,求学问道。而有识之士在激烈抨击官学教育弊端的同时,转而积极从事私人讲学活动。
基于此,从政治上高宗皇帝总结北宋发展官学,而忽视书院,造成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