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旦进士出身，人称“圣相”的李亢死后，先是寇准做了一段宰相，接着王旦继任宰相。他的做官能清廉自守，不用私人，威望也比较高。宋真宗唯恐这位官声甚好的宰相说长道短，甚至戳穿他的假把戏，于是宋真宗便请王旦入宫赴宴，散席之后，送他一个坛子，说:“此酒极佳，你拿回去和老婆孩子共享吧。”王旦回家打开坛子一看，竟是一坛价值连城的珍珠。行贿的手段很巧妙：假说赐酒，酒器内不是酒而是珍珠，这是不是有点像现在人送烟而里面卷的是钱一样！
这位在朝中混了几十年的老臣，明白皇帝可能有求于他，于是后来赵恒与王钦若假造天书，并作出封禅的决定时，他便成了没嘴葫芦。不但不复议，而且还参与了这些事，当有人在朝堂上正式提出封禅的事时，宋真宗假惺惺说自己还不配去封禅时，王旦竟带头五次上书要求封禅，他本人则被封为封禅的“大礼使”，参与封禅活动。宋真宗的一串珍珠，使这位忠直清正的宰相成了自己造价天书、举行封禅的合伙人……
想想这些先辈们被整的如此狼狈，赵昺深感庆幸自己还没堕落到他们的地步，但是也离着不远了。他为了维持自己的联盟送出去的却不是一坛珍珠可比的，不过是以‘赐’的名义给予的，好歹没像真宗皇帝一样把面子掉在地上，让那些士人当做笑料记录在案。
不过文天祥那天在朝议上闹的一处让赵昺感到了危机的迫近，这家伙完全不顾自己当年救他的恩情，当着那么多人跟自己拿祖宗家法对着干。自己当然不能说其错了，因为人家也在履行职责，照章办事，根本挑不出错来，且你拿皇帝的头衔压人家也不怕，其后边还有一大票士大夫拿着祖宗家法给其呐喊助威，为他撑腰呢！
赵昺如果不是穿越到这个时代，也无法体会到祖宗家法的厉害，但现代人可能仍难以理解祖宗家法为何成为每一个皇帝难以逾越的障碍。这么说吧，古代的中国虽然没有所谓的宪政理论，或者没有以法律为基础的《宪法》，然而无形宪法还是存在的，就是以“礼”为主的一整套行为规范，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都必须遵守这些法度，亦即在“礼制”或者“先王之法”面前人人平等，而皇帝的行止除了应天变外也必须受到约束。
而一说到宋朝的祖宗家法人们往往先想到的是赵匡胤立下的誓言碑，‘不杀士人，不杀谏言者’，事实上宋代的“祖宗法”却不像最重祖宗家法的明朝一样出自开国的朱元璋一人之手，而是由一系列先帝故事、习惯法、惯例、故典组成，更为悲催的是这些故典与惯例的整理，通常都是由士大夫群体来完成。
正是由于士大夫们参与了祖宗家法的整理，也使他们有机可乘，在筛选、阐释“祖宗法”的过程中，毫无疑问融入了儒家的治理理想。因而，宋朝的祖宗法甚至不能说是哪一位赵宋皇帝本人的意思，而是士大夫集体塑造出来、经过漫长时间形成的非成文宪章。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宋朝的“祖宗法”作为一个政治概念，正式提出来是在宋仁宗朝以后。而对宋朝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仁宗皇帝是位仁厚之君，不过却是一位资质平庸的主儿。宋夏战争，延州、好水川、定川三战宋军先胜后败，不得不缴纳岁币换取和平；对辽国也是极为失败，打破了早已签订的澶渊之盟，重新鉴订重熙增币以换取和平；而冗兵一百二十余万，给财政造成了极大的财政负担；另外土地兼并也达到了顶峰，激化了社会矛盾，为北宋的灭亡埋下了雷。
但宋人对其的评价却不吝赞美之词，称其‘仁宗在位最久，德泽最深，宜专法仁宗。盖汉唐而下，言家法者，莫如我朝，我朝家法之粹者，莫如仁宗’，并在其死后被士大夫们塑造成可垂范后世的仁圣君主，要知道宋仁宗之前，没有一个帝王能以仁为谥号或冠以仁。
宋朝士大夫将一位政绩平平已经去世的君主树立为圣君又为什么呢？他们能瞒得过世人，却瞒不过后世来的赵昺。他知道仁宗最被士人推崇的优点有两条，善纳谏和怕大臣，说白了就是大家说的话都听，且惧怕手底下的人。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这哪里是皇帝，分明是受气包。那他们的目的也就不言自明，如此抬高仁宗当然不是为了歌颂皇帝，而是想给在位的君主立一个标准，以此来规范皇帝的行为，抬高士人阶层的地位。
若不是赵昺是来自后世，又保留着成年人的思维，想想一个从孩童时期便受到这样的洗脑教育，且以此作为一个帝王正确的行为标准，那后果会是什么样，想必会诞生一个什么样的皇帝大家都心知肚明。而你若是不肯依从，那便是违背了祖宗之法，受到整个士大夫集团的声讨，重新将你‘纠正’到正确的轨道之上。
赵昺现在就面临着这样的危机，如果要达到目的，利用自己掌控的军队像秦始皇那样对士人集团进行镇压和清洗，看似简单和痛快，可也摧毁了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