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套政策之所以被后继者废止，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涉及到了皇权——士大夫体制的本质问题，就是这套体制的导向目标究竟是什么？答案是，为了稳定。很意外吧，可就是这么奇妙。稳定的核心在于分配，再有第一级的既得利益者进行二次分配，可以是合法的输送，也可以是灰色的寻租，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甚至能够渗透到社会的最底层，在这个体系逻辑中，“浪费”和“低效率”是必须的，因为他们也是下一级分配的来源。
可在组织本身没有进行大变革的情况下，这种挖墙脚的事儿是免不了的，不分官还是吏，都一个德行。混淆士大夫与胥吏的界限，其实就是打破原有的分配格局，将组织改造为效率型的组织，此时需要跟随变革的，不仅仅是一时一事，比如说吏员的待遇和监督，而是整个社会的运行逻辑。要成功，所花费的代价就是一场变革，或者是经济上的，或者是政治上的。否则，这些效率无处释放，就只能是秦朝强盛而亡的结局。
“陛下，重归江南后，时事更迭，有人便欲重提旧事，恢复旧制。”见小皇帝已然明白其中的根源，徐宗仁轻叹口气道。
“徐尚书，你是三朝老臣，通晓先朝之事，以为用当年王相之制不好吗？”赵昺探探身子问道。
“陛下，臣以为王相之制虽不能彻底清除顽疴，却也能清除官场弊端，澄清吏治。”徐宗仁面目严肃地言道。
“胥吏之弊在于吏强官弱，官无所为！”赵昺言道。他对于本朝吏治腐败成什么样子没有见过，但是耳闻极多，从几位先生的授业至朝臣的表述中可谓不绝于耳，却少有人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其实他以为胥吏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群体，他们虽在官府当差，却仍是“庶人”，处处要受到官的监督与制约，且俸禄微薄甚至无禄；而作为庶人，他们原本家境并不甚富裕，难免会受到地方豪强的欺压。因此，胥吏特别是地方官府内的奸猾之吏，往往是上献媚于官员以求得庇护、下勾结地方势力以获取更大的利益。
官僚士大夫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对胥吏的不法行为大加指责，片面夸大胥吏的消极影响，而忽视他们在国家政治中的积极作用，社会上看他们更是“以奴隶使之，以盗贼待之”，身份之贱与娼妓、奴仆为伍，偏偏他们又掌握着社会管理的实权，到了节骨眼上，反倒能一言决人生死。
赵昺以为这是不公允的。吏强官弱是由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等多种因素造成的。就政治因素而言，宋朝建立于五代战乱之后，宋代统治者为有效地巩固自己的统治，把权力集于一身，使中央各部门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相互牵制，上下级之间相互制约，事事都放心不下，社会各方面诸多问题都要取旨于皇朝，这样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政策措施的复杂多变。
宋代的吏人数量的增加、队伍的庞大是其势力增加的直接原因。吏额繁冗不仅造成人浮于事、行政效率低下，由于中央集权制的加强和官僚政治的膨胀，作为相对独立的政治力量，在政治舞台上显得更为活跃。且也使之易于营党植私，形成集团势力维护其在政治上的地位。因为从根本上说，多变复杂的官僚政治运行机制造成了吏胥队伍的庞大。
“陛下一语中的，官惧吏由来已久。他们对属下胥吏是瞧之不起，却又颇为依赖，言之又怕又恨亦不为过。”徐宗仁对于小皇帝的总结十分赞成，笑着言道，“有的官为能掌控胥吏自己不受欺侮，他们寄予严刑厉法之上，但往往难以解决，甚至反遭报复。”
“还有以下犯上的事情？这却有些意思了。”赵昺笑笑道，挪挪屁股摆出副十分有兴趣的样子。
“确有此事，当然他们还不敢杀害上官，可暗中做些手脚还是不少的。有的胥吏同时告辞，以致衙门空无一人站班，一县公务无人打理；或有的胥吏向上级官府告状，故意制造事端，以此迫使官员辞官离任；更有甚者，暗中搜集官员的劣迹，伺机报复，以致被罢官下狱的官员不在少数！”
“呵呵，一个初出茅庐的儒士，即无从政经验，又无处理政务的本事，又如何斗得过那些在官场上练的早已油滑无比的老吏们，即便将他们卖了怕还帮着数钱呢！”赵昺可以想象的出来那些被猾吏们挟制的官员，愤怒又无奈的样子，忍不住笑着道。
“唉，朝廷将政事委于官，官又付于吏，由吏来付诸实施。因而治状的好坏要取决于胥吏的努力，而政绩优劣又与官员的仕途、前程密不可分，从而导致官员大多不敢制吏，甚至于故纵胥吏行不法之事，或是狼狈为奸沆瀣一气，以致民怨沸腾。而究其缘由，还是因为官不懂政务，过于对胥吏的依赖。”徐宗仁无奈地道，可能也是想起自己也曾深受胥吏们的戏弄和欺辱。
“朕也曾于书中看到有官员感叹：今天下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此前尚不甚了了，今听卿家一席话才知有过之而不及！”赵昺苦笑着道。当然他所言的封建，不是封建社会的封建，而是分封诸侯、世袭传承的封建。言下之意是，官已经是流官，吏却变成了世代传承的“世职”，这是“天下之大害”。
“极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