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觉得既然儒者们感受到了礼制的变化，却又为何没有坚决反对，而是采取了妥协的态度呢？他当然不会相信祭祀制度的变化只是表面上的变化，其中定然有深层次的东西在其中。现代人只要学过几天政治的人就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道理，因而他觉得‘礼’，既然作为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便是与社会经济基础的发展和变化有着密切联系的。
果然在赵昺的百般询问下，礼官给出了个模糊不清的答案，可其在解释中引用了仁宗在答复蔡襄的批评时的一句话，其言：“三岁一祠郊庙，而赉及天下。若岁亲行之，则人有觊赏之心。朕朝夕奉三圣御容于禁中，未尝敢怠也”。这真可谓一语道破天机——皇帝并不是不想、而是不敢亲自主持正祭。因为亲祀所需的高额花费迫使其不敢去！总而言之就一句话——都是缺钱闹得。
对于皇帝亲祀其实不止是弄点贡品，御驾亲往拜祭，花点小钱那么简单，其实还有三件事要做：一者郊而四赦；二者荫子；三者亲祀赏赉。
赵昺对于‘四赦’还是知道的，一为常赦，其赦免范围为除十恶、斗杀、劫杀、谋杀并为己杀人者，及放火、官典犯正枉法赃至死不赦外，其余罪咸赦除之；；二为大赦，凡大赦及天下，释杂犯死罪以下。甚则常赦所不原罪，皆除之；三为曲赦，惟一路或一州，或别京，或畿内；四为德音，则死及流罪降等、馀罪释之，间亦释流罪。
在这个问题上，赵昺以为郊而肆赦的主要功能还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其实换个角度看，大面积的实施赦免也反映出阶级矛盾的空前激化。因为宋朝一直实施重税，进而造成为数众多的、已丧失偿还能力的农民、商人、中小地主，使得他们因此成为罪犯。
而如此不仅使得阶级矛盾激化，且丧失了民心，失去统治基础。而为了缓和这种日益尖锐的矛盾，除去赦免之外，是别无它法的，进而也给丧失生产能力的人以喘息再生的机会。且把这置于亲祀的场合，无疑又直接表现着天子的慈悲，还能为皇帝涂脂抹粉。
荫子则实际上就是一种变态的世袭制，这是在中国历史上处处都可以找到影子的。但把它作为亲祀制度的政治附加，亲祀荫子在宋代已有一个本质的变化。这是优待以士大夫为主的统治阶级的政治思想，在亲祀制度中的反映，也是封建特权思想在亲祀制度中的反映。
不过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宋人一般都赞同有所限制，而不像在“郊而肆赦”的看法上存有明显的对立。即使荫子也是造成冗官的主要因素之一，但官僚阶层才是这项制度的最大既得利益者，自然不会有人真心的去反对，否则便会受到群而攻之。
至于亲祀赏赉则是赏赐军队官兵。此属于起于唐朝的‘旧例’，但赏赐的范围有限，仅为卫队和仪仗队。不过到了五代时期赏军的范围就大为扩大了。在赵昺看来其实可以视作皇帝和军队交换特权的一个政治条件，而宋朝之所以还要继续维持这项制度，他以为纯粹是太祖赵匡胤篡权夺位后留下的心病。
实际上，正是五代连绵不断、此伏彼起的兵变，给赵匡胤留下难以抹去的阴影，而他代周立宋也是在五代以来长期战乱局面以后建立起来的，使得其在亲祀赏军问题上形成这种欲行不忍、欲罢不能的窘迫局面，但也渐渐固化，形成了制度，也成为皇帝亲祀的主要政治内容。
赏军花费巨大，也就导致南渡以后，当郊祀之年，因为赀用不足不得不权停郊祀，只享明堂。有人便会想皇帝是不是傻啊，改用朝廷的名义进行不就可以将花费转移出去了吗？但是赵昺却会说，你才傻呢！其实在他看来作为宗教活动的祭祀，其实发展到此刻性质已经发生了异变，原来作为宗教活动的一些政治附加——赦免、荫子、赏赉——却逐渐变成了主要内容。
因此，与其说宋代的亲祀大礼是宗教活动，还不如说是借用宗教形式而举行的政治活动，是皇帝用以提高个人迷信的国家盛典。且将此置于亲祀的场合，亦正是封建专制主义进一步加强的政治特点在郊祀制度中的反映。一切恩赏都冠以皇帝的名义，无疑就提高了皇帝的地位。然而又由于隆重得太过分，使得常祀的地位下降了，亲祀的地位上升了，同时又造成了国家在财政上的危机。
琢磨透了这件事情，赵昺也就想通了一件事情，什么祖宗家法不可更改。就连一脉相承的传统礼法在实际中都不断的在演变、在异化，又何来亘古不变的家法，不过是他们以此作为阻碍自己革新的借口罢了，而之所以如此也正是因为自己的所为伤害了他们的利益。
“他们打得一手好算盘！”而此次自己亲祭皆是以皇帝的名义进行，当然所费也皆出自内藏库，这对于赵昺本就已经空了的钱包可以说是雪上加霜，这不得不让他怀疑这又是一个坑，自己若是失去了左右国家财政的能力，必然要向朝廷要钱，那时候再有人参自己随意浪费国孥，就不再是诽谤圣上，那是实打实的要老实听喝了。
当下的赵昺觉得自己走到了地雷阵中，每一步都要小心翼翼，稍有差池就在脚下炸响，自己都不知道会崩出个什么东西来，但受伤的肯定是自己。而他也明白这只是刚刚开始，随着形势的发展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