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知道这种国家体制类似与现代的君主立宪制，用现代政治学概念来说，这叫做“虚君共和”；用宋人自己的话来说，叫做“权归人主，政出中书”。当然在封建社会的整体下，宋代的实际权力运作当然离理想的“虚君共和”尚有很远的距离，但“虚君”显然是宋代士大夫阶层的重叠共识。
北宋人曾肇说，“帝王号令，务要简大。若夫立法轻重，委曲关防，皆有司之职，非帝王之务。”与其同时代的罗从彦也说，君主“除礼乐征伐大事之外，其余细务，责成左右”。南宋的大理学家陆九渊说，“人主高拱于上，不参以己意，不间以小人，不维制之以区区之绳约，使其臣无掣肘之患，然后可以责其成功。”影响南宋思想的理学家朱熹也认为，“人君之身端本示仪于上，使天下之人则而效之”，实际的治理则“只消用一个好人作相”。朱熹的朋友兼论敌陈亮也提出，“端拱于上而天下自治，用此道也”。
因而如果宋朝的历代君主意欲揽权，则会被视为“越俎代庖”、侵占政府的正当权力，因而免不了要遭受群臣抗议：“今百司各得守其职，而陛下奈何侵之乎？”“天子而侵宰相之权，则公道已矣！”所以即便是皇帝本人，也不敢公然与士大夫的治理共识唱反调，连一向强势的太宗皇帝也不能不承认，“无为之道，朕当力行之”；真宗亦自言“朕未尝专断”；仁宗更是“虚君”的典范，“事无大小，悉付外廷议”，当时有人评论说，“仁宗皇帝百事不会，却会做官家。”
皇帝如此软弱无为，竟然导致有些谏官都看不过去了，质问仁宗：“今政事无大小，皆决于中书、枢密，陛下一无可否，岂为人主之道哉？”仁宗自己是这么认为的：“屡有人言朕少断。非不欲处分，盖缘国家动有祖宗故事，苟或出令，未合宪度，便成过失。以此须经大臣论议而行，台谏官见有未便，但言来，不惮追改也。”所以宋人自认为，汉唐以下言家法者，莫如我朝；我朝家法之粹者，莫如仁宗。
按说作为来自现代社会的赵昺应该十分乐于接受这种‘民主共治’思想，但是他现在却难以接受。当然这不止是他对于权力的贪恋，而是因为这种不纯粹的民主实际上已经成为皇权和相权之间争斗的根源。若是在和平稳定的时代，他尚可接受。可在这动乱的时期，这种民主便成了致命的缺陷，使得君臣之间相互扯皮，政府效率低下，执行力被削弱，结果只能是战略上往往被动、滞后，战术上处处挨打。
所以赵昺以为非常时期当行非常之法，他不期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独裁者，但是也希望能掌握权力，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班子，如此才能应对复杂多变的时局。他是这么想的，也是一直这样做的，几番争斗下来也算是掌握了主动权。但是进入江南后，随着江南士人的涌入官场，此前那种根深蒂固的‘虚君’思想也随之开始影响到朝廷的运作。
而吴家作为江南士大夫势力的代表，理学的坚强拥趸者，那么双方因为理念上的分歧，产生冲突是必然，即使联姻也只能解决一时，却不能保证长久的妥协。赵昺觉得以其等矛盾爆发，不若先一步解决这个问题，只有统一了思想，消除根本上的矛盾才能实施自己计划。
赵昺在琼州时想的是收复江南后，自己便可以获得充足的财赋及人力的补充，进而可以大举对蒙元用兵，以季风扫落叶之势收复中原，将蒙古人远逐塞外。但他发现现实与自己的构想还是有极大的差距的，内外形势和面临的情形与隋朝有着很大的相似度。
那时经过多年的战争，四百年上下长时间的大分裂时代，终被隋朝划上了句号。中华民族在四百年的过程中海纳百川，吸收胡族尚武之风，汉化了胡族，民族实现融合。可这“阵痛”以及遗留问题又哪有那么容易过去！经过隋文帝的整合后，形势依然不容乐观，而随后这个任务就落到了隋炀帝杨广的身上。
隋炀帝此人在历史上的评价，一个‘炀’字就说明了问题。但是也不能因此全盘否定了其功绩。他斯一上位面临的不光有民族融合问题，尚有世家控制了文官系统，贵戚控制了军队实权，“皇帝”就相当于“世家联盟的领袖”。换言之，皇帝多有掣肘，所以杨广要巩固统治，唯有集权！
杨广修大运河的事情则是人尽皆知，而史书上往往强调其是为了满足自己下江南的私欲，却忽视了大运河的作用，它连接南北全国各地，加速了南北融合，便利的交通也利于隋朝控制、消灭地方集团势力的威胁。此运河对于后世华夏之重要性，大家有目共睹。其进一步发展科举制度，恢复“国子监”、“太学”，打开寒门冲击上层的通道；打击突厥等外族，重建了西域丝绸之路。
而杨广之过其实罪在三伐高句丽之战，导致了隋朝的灭亡。赵昺一直认为以隋的综合国力，灭高句丽应是易如反掌之事，而之所以连连失败，则是败在杨广不知兵，且刚愎自用，亲自出征指挥，如此一来造成军事指挥错误，二来为保护君主军队有所顾忌。
另外君主因一己之事功，求片面荣耀，为意气颜面，不计代价，对弹丸之地数次倾全国之力，终至大错。本来征伐失败无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