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赵匡胤还做了一件赵昺以为大不妥的事情。其有次与赵普答对,问其“天下何物最大?”,赵普对曰“道理最大!”太祖认为极好。这也许就是其一时的想法,但是士大夫们就乘势而入,并自以为开国皇帝认同了道理最大。这就意味着皇帝同时承认权力不是最大、皇权不是最大,皇帝的话并不是永远正确的,也不是不可违背的。正因为君臣间达成了道理最大的‘共识’,所以他们不认为臣要绝对服从于君。
在赵昺看来太祖混乱发言固然有过,但是士大夫们也非是什么君子,他们将此进行过度的解读,使之成为有利于自己的规矩,等同于耍无赖一般。当然他心中也是埋怨自己这位祖宗,说话怎么不过脑子,也不想想道理是什么东西,能是他所能决定的吗,该由谁来评判呢?
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当然并非由君主自己来阐释。确切地说,道理并不是掌握在哪一个人手里,而是蕴含在人心、天理与世代相承的传统中,并由受过良好教育的士大夫群体发现、阐述出来;或者通过公议彰显出来。而公议在赵昺看来就是另一个坑。以他的理解公议就相当于欧美国家的议会制,有事大家商量着来,是一种民主共治的体现,但这个在大宋却有不同的解读。
在朱熹看来,君主不可专断,即使君主作出的裁断是正确的、“悉当于理”,这样做亦非为治之体,为治之本乃是服从于公议;苏轼的解释是:“此言威福不可移于臣下也。欲威福不移于臣下,则莫若舍己而从众,众之所是,我则与之,众之所非,我则去之。夫众未有不公,而人君者,天下公议之主也,如此,则威福将安归乎?”这么一解释,还有几分“民主政治”的意味。
他们的意思无外乎是说,君主专行赏罚、独揽威权,就是君主独裁。但君主如果服从于公议,自然谈不上君权独裁,而且同时,也避免了威柄为左右一二权臣所擅。所以赵昺以为这种制度从面上看确实不错,但是没有集中的民主显然就是一道限制皇权的绳索,否则说的对也不遵行,这又是哪门子道理呢?
在实际实施中,宋代君主未必都能做到“舍己而从众”,不过皇帝们确实比较尊重公议的力量,如果君主行事不合法度,立即就会受到公议的围攻。简单的说就是你一张嘴在与几十张嘴,甚至是上百张嘴在争辩,别说磨破嘴皮,就是将舌头都磨没了也胜不了啊!结果就是道理都掌握在士大夫们的嘴里,皇帝就只能听从他们口中的道理。
更为严重的是,赵昺发现宋代的仁君往往都是最遵纪守法的。君臣之间有所谓“法者,天子与天下共也”的共识,假如天子徇私枉法、偏袒私臣,就会受到士大夫集团的激烈反对,他们会搬出此来跟皇上争辩:“天下之法,当与天下共之,有司守之以死。虽天子不得而私也,而后天下之大公立。”
由此可见,至少在理论上,宋代的皇权绝不是至高无上的,在它的上面,还有天,还有法,还有道理,皇权受到了种种约束,也是一个强调天子亦必须服从于法的朝代。如果君主意欲揽权,则会被视为越俎代庖、侵占政府的正当权力,因而免不了要遭受群臣抗议:“今百司各得守其职,而陛下奈何侵之乎?”“天子而侵宰相之权,则公道已矣!”
“誓约”、“条贯”、“道理”三者的权威,均为开国皇帝太祖所确立,但赵昺亦早已发现所谓祖宗之法,未必都是前任皇帝本人的意思,而是一个包含了一系列习惯法、惯例、故典,并且经儒家治理理想塑造过的制度体系,因为以“祖宗”的名义保存下来,其权威大于现任君主的权力,当现任君主做出不符合儒家理想的行为时,士大夫集团就会搬出“祖宗法”,令君主不得不作出让步。
如果说这些条条框框是士大夫集团借以挟制皇帝,迫使其不得不与他们实现共治。那么还有一手就是古老的史官传统与起居注制度,此也是君主不敢不敬畏的力量。你想皇帝的一言一行、做的任何事情,都会被起居注官记录在案,而且起居注官怎么记,皇帝是管不着的。
因此如果君主若是在乎身后的历史声名,行事就不能不有所顾忌。当然要让君主对历史心存敬畏,史官的独立性非常重要,而在宋朝保持史官的独立性亦是士大夫的一项共识。且按照宋代史官的传统与惯例,君主与大臣议事的任何场合,都需要有史官在场。
这跟现代政治中的电视直播有着类似的功能,都是政治透明度的体现,只不过一个是即时公开,一个是留给历史与后人。不过这项制度对于赵昺当下来说,起居注制度影响并不很大,因为史官并没有预政的权力,也就是说他只要对历史声名全然不在乎,史官除了秉笔直书,是拿自己没一点儿办法的,只能算是一种消极的约束力量。
不过赵昺行事一向谨慎,在朝堂上避免说过头话,而重要的话都是在私下中议论的,且往往以涉及机密为名将所有闲杂人等皆拒之门外,史官能咋记,留给后人的不过是一本糊涂账。再说记下又能怎样,自己不过是大宋朝的过客,根本不属于这个世界,当了皇帝不过是偶然,还在乎后人怎么评说!
如今让赵昺清楚现在的局势,若是自己一意孤行强行铲除吴家,废黜了皇后,定然会遭到士大夫集团的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