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香莲是回来担任政治交通员的，她熟悉上海的情况，在苏北也生活学习了一段时间，随着新四军、大后方、南洋三方面的人员都进入上海，地下交通线的政治交通员严重不足。
每个交通员一次只能带五六个人，最多十个人进入根据地。目前新四军上海办事处的交通员只有二十来人，无法满足实际需要。
很多交通员把人带回根据地，把人员情况介绍向领导报告，把个人材料转交组织后，马不停蹄地赶回上海，转送下一批人员。
外地来上海的同志，一般只待三五天就要转送。政治交通时间紧，任务重。他们在上海几乎只能待一天就要开始任务。冯香莲也一样，她今天回到上海，明天晚上就送人进根据地。
很多人都知道哪里是我党的根据地，如果没有政治交通护送，是进不了根据地的。根据地没有门，却有无数扇隐形的门。
组织上知道冯香莲回上海后，交给她一个特殊任务，临时担任胡孝民的交通员。至于担任政治交通的事，她是不能告诉胡孝民的。
冯香莲撕开衣角，拿出一个蚕豆大小的纸团递给胡孝民：“这是组织上交给你的。”
胡孝民打开纸团，铺开之后，其实也有巴掌大小，上面用细笔密密麻麻写满了字。看完之后，胡孝民拿出火柴，把纸条烧了，把灰烬也弄散。
胡孝民叮嘱道：“你自己注意安全，除了你哥外，不要再跟任何人联系，哪怕溜一眼和有一手也不行。”
冯香莲意味深长地说：“我听组织安排。”
事实上，溜一眼和有一手已经在帮她做事。冯香莲在交通线上跑，带着弟弟妹妹，更加不会被怀疑。日伪看到他们兄妹几个，一般都不会特别注意。
胡孝民回去的时候，给新二组下了新的命令。他不仅是地下党员，也是军统新二组的中校组下，手下有五六十号人。这么多人，完全可以配合地下党的行动。
下午，中央储备银行专员兼驻沪推销主任程达平，从法租界恺自尔路芝兰坊七号家里外出时，突然遭到枪手袭击，身中两枪当场击毙。
同时，法租界育才初中隔壁小旅馆，日本宪兵队伍长户田正一被击毙。户田正一身材矮小，虽穿着便服，可他留着日本人独有的仁丹胡须，被在周围寻找目标下手的新二组行动小组成员击毙。
程达平的死，宪兵队并不在意，毕竟南京政府成立中储行，又要发行中储券，严重威胁到了重庆的货币和经济。
可户田正一犯了什么错？身为日本人，在法租界不犯法吧？
渡边义雄听到消息后，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检查过户田正一的尸体后，他发现户田正一的证件和枪支都不见了。
枪手应该是发现户田正一有枪，还是日本人后，才对他动手的。
军统的歼敌计划，只要是日军官兵，无需请示就可以动手。也就是说，户田正一可能死于随机事件。
渡边义雄脸色阴沉，他安排户田正一在监视陈佐成，只要共产党的联络员一来，还是要动手的。
哪想到，共产党的联络员没来，反倒被军统干掉了。
租界的枪击案，基本上都是重庆的叛乱分子所为。他很担心，枪声会惊动地下党。这些人非常警惕，稍有风吹草动，就溜得无影无踪。
渡边义雄看了一眼对面的旅馆，此时陈佐成就住在里面。他希望，明天陈佐成能准时收到地下党的情报。
第二天上午，渡边义雄接到了陈佐成的电话：“渡边先生，地下党来信了。”
渡边义雄紧张地问：“人呢？”
他不问信的内容，而是问地下党的联络员。在陈佐成的左右两侧房间内，各安排了一名日本宪兵。只要陈佐成的房间有动静，他们就会出动，左右夹击，抓到地下党的交通员。
陈佐成轻声说：“人没来，让伙计转来一封信，让我晚上在外白渡桥，自行坐船去青龙港。到二甲镇后，自然会有人接应。信里还有张船票，以及几块钱的路费。”
看到这封信时，他就隐约觉得不对劲。没有交通员，让他自行去二甲镇，似乎不符合组织程序。
他转移去苏北，并不是人去就行了。还有情况介绍、个人档案，这些都要政治交通才行。总不能他到了根据地，自行找领导报告吧？
如果他单独去根据地，保证一个组织上的人都见不到。
渡边义雄问：“我会安排人与你一道前去，你妻子联系上了吗？”
陈佐成犹豫了一下，说：“我想去永安三厂打听一下，渡边先生，晚上之前，能否让我单独行动？”
他要找华蒙梅很难，只能通过以前的一些老关系。华蒙梅在上海，一定会与永安三厂的联系。
只是，渡边义雄一直派人盯着他，他去永安三厂，身后有人，一定会被发现。永安三厂的工人，可是很警觉的。
渡边义雄说道：“可以，你要劝服她，跟着你一起转移。”
这样的话，今天晚上就能在外白渡桥，或明天清晨在青龙港就能抓捕华蒙梅。
陈佐成在永安三厂打听了一个下午，傍晚的时候，还真被他打听到了华蒙梅的消息。两人在白克路靠近苏州河边的一个地方见了面，那里较偏僻，晚上没什么人。
陈佐成搂着华蒙梅的肩膀，轻声问：“梅子，我还有三个小时就要离开上海了，你要不要跟我一起走？”
华蒙梅挣脱了陈佐成的手臂，她移开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