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国内大豆采购团加码大豆采购的消息，姜平都忍不住苦笑了：“这是抢着当冤大头啊！”
齐政和苏放也是心有戚戚。
其实，嘉谷不是没有想办法接触过国内大豆采购团的一些企业代表，包括李光富在内，为他们提供了对冲基金内部的数据分析和大豆产量预测以作参考。
但很显然，他们根本没有当作一回事。
“我们尽力了。其实这并不意外，一边是美国农业部的权威数据，另一边是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小基金的分析，就算是同胞，也肯定会选择相信前者，不是吗？”苏放摊手无奈道。
道理是这个道理，不过齐政对美国农业部所谓的“权威”数据很是嗤之以鼻。
“但事实是，大豆期货价格以及以它为定价参考值的大豆国际贸易市场的现货价格，涨跌变化总会出现某些非常有意思的规律性。”
“美国大豆收获季节到来之前，市场上就会有‘利多’消息，从而美国大豆买了个好价钱；而美国大豆销售季节过后，南美大豆进入销售旺季，市场上又往往会出现‘利空’消息，价格走低，导致南美大豆销售遭受影响。”
“偏偏在国际大豆市场上，各方最依赖的参考消息是美国农业部发布的包括大豆产区、产量和各方需求等数据。要说美国农业部在其中清清白白，不管你们信不信，反正我是不信的。”齐政不无讽刺地说道。
相对于齐政的偏激，苏放反而显得比较理性，“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美国农业部定期对外公布的信息，一直是美国国内交易所和世界各国主要进口商重要的参考依据，其权威性是全球公认的，而真实是权威的首要因素。我反而觉得，显然美国农业部不可能拿其权威性作代价，换取眼前利益。”
他进一步举例说明，其实这些数据并非美国农业部自己预测的，而是邀请外来人士完成的，这些人都属于专家，而非官员。
而且这些人自身和预测的结果之间，不能有任何经济利益或者是商业利益上的联系。预测所用手段很多，也很科学，如利用卫星遥测手段和人工统计等，对大豆的产区、分区、产量和收获量等进行统计。在预测报告正式确定之前，他们处于封闭环境中，不能和外部的任何人进行交流。
“如此多规定，目的就是保证预测过程的公正、客观和透明。”苏放也是深入研究过的。
齐政摇头说道：“恰恰相反，我觉得，只要是人，都容易受到影响。虽然美国农业部一副公正客观的模样，但那些所谓的外来专家，其实更容易受到控制了大豆产业链的美国跨国资本的影响，不动声色就操纵了大豆价格。”
“要不然，南美种大豆、美国卖大豆、中国买大豆，但何以只有美国才是最大的甚至是唯一的赢家？只不过大多数时候，美国都将‘牌坊’擦得闪亮夺目，迷惑世人而已。”
说得粗俗一点，美国最成功的地方在于，既当了婊|子，也成功立了牌坊。
齐政也不是一味的偏激，摆事实讲道理，将苏放反驳得哑口无言。
姜平则保持一贯的清醒：“可是，从国际市场竞争角度看，美国农业部的这种做法其实无可指责。因为作为政府，利用市场游戏规则保护本国利益，难道不是天经地义吗？”
这下子轮到齐政哑口无言了。
在场三人中，要说对期货市场认识最深刻的，无疑还是姜平。
“从追究责任角度说，谁预测谁负责。所以美国农业部只管发布，对准确与否没有直接责任，更可避免人为操纵等嫌疑。这其实是很鸡贼的。”
“其实在我看来，这次大豆价格狂涨，是国际投机基金在上狂炒‘中国因素’所为，而美国农业部发布的数据不管失真与否，对此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这分析令齐政和苏放都信服。
期货市场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对现货市场的价格变动因素发挥放大效应，可以几倍、甚至数十倍地放大。
所以，国内近年来迅速增长的大豆加工能力和大豆需求量，使“中国买家”成了左右国际期货市场的重要因素，并为国际炒家利用和发挥到了极致。
咳咳，在此就不得不说一下，虽然没有主动炒作，但其实，“做多”大豆期货的“刺客”对冲基金，也扮演着同样的货色。
商场就是战场，贸易就是和平时期的国际战争。“兵不厌诈”古今中外通用，在合法范围内争取和保护自己利益，这就是市场的游戏规则。
问题主要在于，在大豆国际贸易中，尽管我们国家近年来，已跃居为世界最大进口国，同时也是美国第一大买主，但在国际贸易这个大舞台上，依然是个年轻的参与者，对整个国际贸易的规则、特别是对如何利用游戏规则保护自己还不熟悉。
“年轻就要交学费，不管是个人还是国家，都是避免不了的。”阅历丰富的姜平对此深有体会。
齐政对此只能说：“怕就怕在不单单是交学费，而是连命都赔进去了……”
在异时空，接下来就发生了“大豆危机”，中国大豆加工业全行业亏损，大豆压榨业全线沦陷，国内大豆加工企业纷纷被外资狩猎，最后只能靠农企国家队勉强维持最后的国产势力……
美国人给我们上了一堂大豆贸易课，我们付出的，是国内的整个市场。
都是聪明人，虽然不能像齐政那样直白地“看到”后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