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家停尸那几天，不但几乎所有的流民来了，那些受过恩惠的百姓也来了，人们看不到那封遗信，也不知道他好生生为何要自尽，这一来二去，所有人就把矛头指向了徐之敬和姜县令。
一时间，也不知道在哪里传了什么闲话，说若不是徐之敬死活都不肯医治，这事情哪里会闹大；
若不是徐之敬以士族的身份死活都不肯治庶人，吴老大又何必自尽；
姜县令谄媚逢迎这一群高门士子，将本就苦命之人都判了罪，还要打入大牢，硬生生逼死了杜先生，现在又要以入籍的事情卡他们，显然是想趁机捞他们这些苦人的好处云云……
于是这些流民就两件事一起闹腾了起来，今天围堵县衙大门，明天上街吵闹唾骂，要给“杜先生”讨个公道，扰的曲阿县不得安宁。
流民跟当地的百姓之间也不是没有摩擦，只不过吴老大几人是人精，向外地的客商或过路的旅人谋点不义之财是有的，却从没有出过大事，也不向本地人出手，一群流民只以那“破庙”为根据地，轻易也不去扰民，所以曲阿县的百姓比起其他地方的，对这些流民倒很宽容，有些心善的，还时不时送些家里的余粮、衣服给那些可怜的小孩。
可这一闹，倒有些像白眼狼了。
姜县令在曲阿县任了六年的县令，深受此地百姓爱戴，他可怜这些流民颠沛流离，想要给他们入籍、安排他们提县中富裕之人代行徭役撑过寒冬，又号召当地空闲的汉子为这些流民在偏僻空地为他们搭茅屋、棚房，并不是所有人都是瞎子，有些看不过去的，就跟这群流民争执了起来。
这些流民里也不是没有好逸恶劳又游手好闲的，你给他免费的棚子、粥饭、医药他自然是欢喜，让他们大冬天去行什么徭役心里却是不愿意的，不但不愿意，还想多要点田，即便自己不种，以后租给别人种也是一笔收益。
闹事的大多是这样的人，而这样的人也没什么廉耻可言，争执来争执去，到后来居然还有动手的。
可怜姜县令的一片苦心，梁、祝的满腔热血，徐之敬的“高抬贵手”，最终都像是成了笑话，硬生生被人扇到脸都麻木。
要不是徐家有刀卫，陈庆之带了练家子，马文才那几个护卫看起来就不是好惹的，老杜死的那两天，徐之敬就能被“义愤填膺”的那些正义之士拉出去游街了。
即便如此，他们所住的客店还是半夜被人泼了污物，也不知是哪个缺德的还扎了几人的草人放在客店的坊门口，上面扎满了竹签，祝英台出门的时候看着那满身竹签的草人，惊得头皮发麻，梁山伯更是一张脸变得雪白。
祝英台并非这时代之人，对于“压胜”诅咒之术毫无所感，觉得头皮发麻也只是对“扎刺”这一种行为的恐惧，但梁山伯不同，他是原身原长的古代人，但凡古人，无论是皇宫贵族还是平民奴隶，就没有一个不畏惧这“诅咒”的，若是胆子小点的，看到那草人就能活生生吓病了。
哪怕这些草人身上并无名姓，也无生辰八字，可其中所蕴含的恶意，也足以让人心中生冷。
但祝英台也好，梁山伯也罢，都不是为了几个草人会大动干戈的人，最后还是客店里的人黑着脸去把那几个不知道谁摆在那的草人烧了，才让不知所措的梁、祝二人心中有了点安慰。
可惜梁、祝二人的隐忍，倒像是显得好欺负一般，客店里三番五次受到骚扰，连客店老板都隐隐有些求他们快点离开的意思，情况越发变得窘迫。
直到有个流民不长眼睛，惹到了马文才身上，他一口唾沫啐到了马文才的袍角之上。
马文才和梁、祝不同，一来他不是个好说话的，二来他对于这些一旦知道能留下来就看不清形势的蠢物本就看不上眼，梁山伯和祝英台的委屈他都看在眼里，只是找不到由头发作，那人一口唾沫一啐，这些人的好日子就到了头。
那被啐的流民当场就按“冲撞士人”，在那客店外的长街上被追电用马鞭抽了十鞭，又用绳子捆了，送到了衙门里。
姜县令也正为流民闹事的事情焦头烂额，马文才送来了敢当面冲撞的刺头，姜县令也就索性放开了手，借着这个由头将那些闹事的、讹诈的、散布谣言的通通抓了起来，直接赶出了曲阿县，严明不但不再留作黄籍，也不许再入城。
唯有没有生事的，还算本分的那些人继续得以留在破庙和棚屋里，待验明没有借机生事之嫌，方才会登记入册。
这一来一去，就又删减掉一两百人，之前登记入册的、授田做录的又得重新再整理一遍，梁、祝二人经历了这几天的事原本就焦头烂额，现在又有些心灰意冷，颇受打击。
唯有马文才估摸着盘桓的日子太久了，也该上路了，抽出手去帮了一把。
马文才和这两人不同，他不是出于善心去帮忙的，所以对于那些流民也不见得有多客气，他本就冷傲，做书记的时候对方若有一句不甘之言，他就直接让别人出去换下一个，就把那人硬生生晾在那里，大有“你不听那就别入籍了”的意思。
偏偏他还带着佩刀佩剑的护卫，没人敢和他硬生生顶撞，那些人发现这年纪小的少爷不似梁山伯和祝英台两人一般是个好糊弄的，几次想要浑水摸